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英文名是The Birth of the Pill,如何确切地翻译成中文,颇需斟酌。口服避孕丸在英语中俗称birth pill(直译出来是“生育药”,而非避孕药),简称the pill,因而英文书名既简单明了又一语双关。将中文版书名定为《魔丸的诞生》,能体现出这部传记类作品的雅俗共赏。然而,与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常见的长篇报告文学不同,本书有详尽的注释和摘选书目,这使得它宛如一部严肃的研究报告。作者艾格曾任《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书中的一点一滴都是艾格以其严谨的职业精神,对历史材料加以广泛详细的查证,对故事中所涉及人物的晚辈、遗属、同事、传记作者等进行多次深入访谈的结果。在我翻译正文时,艾格俨然就是个坐在沙发上,叼着烟斗,喝着香槟,向我娓娓道来的小说家;而在我翻译注释和摘选书目时,他仿佛又成了一丝不苟的侦探,书桌上堆满了泛黄且夹着无数标签的书册和手稿,密密麻麻的笔记一本接一本,面前或许还有一块白板,像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案件分析场景,上面贴着许多人的照片,列下了各种人物和线索。也正是因为艾格如此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本涉及严肃题材的传记类作品才显得如此生动而有趣。而类似麦考米克“走私”那样的情节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抗日战争时期,爷爷失业,支撑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奶奶身上。有好几年,奶奶每天都要把从上海西郊收购的大米等食材缝入自己的棉袄棉裤,徒步穿越大半个上海,更要躲过日本兵的关卡,最终把这些食材送到如今九江路上的一家饭店,以此养育三个孩子。一位普通母亲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位社会改革家——尽管在社会意义上还有大小之分,但她们同样值得尊敬。更何况,那些推动社会改革的人,那些希望以科技进步带动社会进步的人,不正是为了普罗大众的健康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