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诗圣杜甫》

dragonkym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一代文宗韩愈对盛唐诗歌两位伟大代表诗歌成就的总评，在此之后，褒誉之辞可谓源源不绝，而李杜优劣论作为副产品，亦应运而生，口水仗一直打到电子媒介兴起后各大网络论坛里。作为茶余的谈资，若抛开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们是否可以说，以李杜为代表的文学锋芒或者文化精神，依然足够强大，强大到足以感召和聚拢已转入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人的性情和灵魂。
　　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当然，这一定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所准备的，用在中国的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身上，同样的合适。实际上，在世界级的大诗人中，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都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都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向度。
　　毋庸置疑，如杜甫这般文化史上的高峰，其文化投射能力必远超当代人的视域。白话文以来，闻一多未卒其章的《杜甫》以及诗人冯至的《杜甫传》，皆可视为对这一高峰的致敬之作，而河南作家程韬光先生最新出版的历史小说《诗圣杜甫》，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致敬和回应。这部近六十万字的小说是作者大唐三部曲的第二部，如果说第一部《太白醉剑》采取的是泼墨的方式加以挥写的话，其大开大合，宛若游龙，神大于形的笔法，恰应和了李白侠气、仙气、丈夫气的文化人格;那么《诗圣杜甫》则另辟蹊径，以工笔画的手法，以直笔抒写，忠于历史细节的方式，再现了杜甫关怀民生、厚德载物的典范士大夫人格结构。用一句更为明了的话作为区别，我们可以说《太白醉剑》以情为主线，而《诗圣杜甫》则以史实、人物性格为主线。
　　新世纪以来，历史的“戏说化”之风愈演愈烈，从影视作品到历史小说，颠覆与反叛，戏仿与拼贴，削平深度与去历史化，等等，成为显目的人文景观。这一风潮，乃出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民间潜藏着的自我戏谑的文化基因同构的结果。辩证法告诉我们，“奇”一旦过了限度，就易于滑入“淫巧”的层面，进而会伤害“大道为正”的本体。另一方面，对于“正”说历史的历史小说来说，比如近十几年来市场占有率同样极高的几部代表作，《康熙大帝》、《曾国藩》、《大秦帝国》等，如何摆脱如鲁迅所言的“帝王将相的家谱”，如何超拔于过度沉浸其中的个人英雄史情结，回到价值理性、大历史视野、哲学思维的层面，则是个更加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小说作为风头正劲的类型文学，无论在通俗抑或严肃文学层面，皆险滩礁石暗布，稍不留心，便会迅即垮塌于时间河流的荡涤。回到问题的源头上来，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该如何书写?或者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在笔者看来，历史事件的准确还原，人物性格的饱满呈现，时代脉搏的深切把握(即恩格斯所言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形神具备的文字传达，以上四条不妨作为坐标系中的基本支点而存在。
　　《诗圣杜甫》走的是以“正”定其“则”的路子，作家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一代诗圣杜甫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命运遭际和人生飘零，尤其是中年、老年的杜甫，恰是整部小说叙事的重点，并通过诗人的广泛交游，尽可能纵深地凸显时代生活画卷，而这两个阶段又与安史之乱前后这一社会大变动的基本格局紧紧相关。作者如此处理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以清晰的逻辑思路展现杜甫由英豪之气转而一腔悲凉浸心田的性格曲折;一方面以杜甫安身立命的飘零和辗转来审视家天下格局下士大夫集团双重的困境—肉体的和精神的，从而在形象塑造的背后渗入历史的幽思与批判。
　　“历史的文学化”，这是诸多评论家对《诗圣杜甫》所作出的中肯评价。而历史的文学化按我的理解，是历史小说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毕竟，我们有着悠久的良史传统，同时也遍布斑斓的民间历史演义，如何在两者中间找到平衡支点，一方面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另一方面还要从历史语境中超越出来，以人物为核心，建构现代的话语体系，这才是关键。而这两点正对应着王国维先生所论述的“出”和“入”的关系。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传统章回体的体式，配之以浅近文言，从基本程式上，接近古典白话小说的表现风格。不过，就内容来说，却摒弃了演义和夸夸其谈的套路和招数，选取严谨实证的路子，处处显示出作者对史料的仔细甄别。除生平之外，作者还对杜甫诗歌研究资料做出细致的梳理，凡是关乎诗人重要作品，皆有作者独特的学术解读内容。将学术研究的客观谨严，引入到历史小说的章节中，是《诗圣杜甫》的一大创举，当然，这一创举的后面，也隐藏着消弱可读性的因素，如何公正地评价这一现象，尚需假以时日。
　　与诸多历史小说过于注重“故事性”不同的是，《诗圣杜甫》的焦点始终放在刻画杜甫的立体性格上，这种努力当然可以视为历史文学化的重要内容。在“少陵每饭不能忘君”之类胸怀苍生的定型化形象之外，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杜甫的心灵秘境，逼真地描绘出其执著—惶然—内省—超越，并最终重归于执著的复杂心路历程。阅读小说的某一章节，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于深夜静坐的作者，放佛弥合了与千年前的诗人的时空距离，同哀同痛，同悲同乐，切身感受另一副单薄肉体上安放的伟大担负，两颗灵魂渐渐归于一声，向着乱世发问，也向着宇宙人生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展开灵魂的对话，才是历史小说更高层面的问题。这也使我想起勃兰兑斯关于文学的经典判断：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由杜甫的儒家主体人格出发，《诗圣杜甫》所要开掘出的是中国式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不仅包括了关怀现实，以天下为怀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个体的自省，社会人伦，天道法理的本源确认上，这或许正是这部历史小说厚重如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