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那是一个青年人“进退失据”的时代,那或许正是因为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破坏性的——它志在促进旧制度的瓦解,在这个目标达成之前,它对未来无可奉告。当人们踏上新路途时,才发现这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航程。新一代中国人从旧传统中脱嵌出来,但却无所依归,不知所从。所谓“梦醒了无路可走”,所谓“彷徨”,说到底都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这对当事人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体验,但正因此,这类灾难性的后果也为社会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扫清了道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大国由此成为一个极具可塑性的新国家。这便是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所说的,“这个可变的、不确定的国家,为社会制度的迅速变迁——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社会此时处于一个可塑的状态,就像半熔化的蜡油,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状。”在这种状况下,各种学说的争鸣与其说是观点的交锋,不如说是争夺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