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动力源于信念——解读王曦长篇系列纪实小说《红飞蛾》 -

标题: 生命的动力源于信念——解读王曦长篇系列纪实小说《红飞蛾》 [打印本页]

作者: 论坛游魂 时间: 2012-8-4 23:08
标题: 生命的动力源于信念——解读王曦长篇系列纪实小说《红飞蛾》

生命的动力源于信念（评论-代序）
——解读王曦长篇系列纪实小说《红飞蛾》
论坛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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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这是本人以网名钟华楚南（trdszjp)，在给作者红飞蛾制作EXE电子书时，通读全书，震撼于作者传奇的人生经历而
草就的一篇书评。书评较长，有耐心的朋友可以一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本论坛图书下载地址：http://www.zasq.net/read.php?tid-617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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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由《冷暖人生》揭开的神秘面纱 .

　　从埋藏在历史沉淀最底层的废墟中，我知道中国知青参与缅共革命已经是很晚的事了。2010年4月，一次偶然的鼠标点击，我在网络上打开香港凤凰卫视的电视系列片《冷暖人生》。出于好奇，我选中并播放了其中的一部片子——《我在缅北的日子》。至此，我始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国知青在缅北丛林为缅甸共产主义革命而战、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悲壮历史。随着这场惨烈战争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这段被“正史”遗忘的过去，象重磅炸弹一样震惊了我。作为一个对当时的阶级斗争运动还记忆犹新的准同时代人，我太熟悉那个年代了，但我却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感到无比汗颜。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缅共人民军的司令员诺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缅共革命失败后，被中国政府安排在贵州省黄平县，并在贵州生活了近十年，而贵州就是我的家乡，我竟一无所知。随即，我一口气看完了整部记录片内容，并陷入了深深的深思——为中国知青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为那段已经被历史尘埃埋没在记忆角落的往事。

　　《我在缅北的日子》通过采访与回忆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故事的两个主人翁——康国华、潘东旭——从参加缅共人民军到回国的亲身经历。1968年1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的康国华和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的潘东旭因为“资本家”和“黑五类”的阶级成份，在饱受政治歧视的文革时期毅然报名下乡，分别来到了滇西高黎贡山的两个偏僻小山村插队落户。而正在这时，发生在邻国边境的一场红色革命，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对于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精神打击的康国华和潘东旭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1969年的一天，当时年仅16岁的康国华在一个知青点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返回自己插队的村寨，而是冒着暴雨踏入了异国丛林。14岁的潘东旭也在已经成为缅共人民军的哥哥潘国英的影响下，怀着一颗无比激动的心情，与两位知青同伴一起，偷越国境，参加了缅共人民军。不久，康国华、潘东旭和其他知青战友一道，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他们看到了战友的牺牲和战争的残酷，同时也磨练了意志。1970年夏，康国华参加了攻打缅甸第二大城市腊戌的南下战役。但由于缅政府军早已获悉了缅共内部情报，加之人民军孤军深入，武器装备落后，在政府军两支精锐师的围攻之下，付出了折损过半的惨重伤亡代价，战役很快由进攻转入败退。在这次战役中，很多中国知青永远地留在了异国战场的地下，成为无名烈士。这次战役，非但没有扩大根据地，反而使原有的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二。南下战役不久，留在根据地的潘东旭突然见到一个瘦如人干的乞丐，满身褴缕的衣衫，竟然没能让潘东旭认出是自己的哥哥。这位威震金三角、被敌我双方称为“中国潘”的传奇侦察兵，在南下战役中居然奇迹般地生还了。然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19岁中国知青英雄却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纠缠，缅甸政府军不惜埋伏三天来狙击他。受伤后的潘国英被敌人残忍杀害并扒光衣服曝尸。哥哥的牺牲成了潘东旭缅共人民军生涯中最为悲痛、也最为深刻的记忆。1971年9月9日凌晨3点，缅政府军王牌第99师夜袭康国华所部驻地。康国华仓促上阵，迅速跳入机枪掩体。但原机枪手的身高在1米8以上，康国华踮着脚尖，也只能与掩体齐眉。这时的康国华作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胆动作——他抱着机枪跃出了掩体，站在掩体上向敌人扫射。如此反复数次后，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了。康国华只觉得眼冒金星，顿时失去知觉。醒来后他才知道，一块弹片从他的左脸眼部穿入，从右眼贯出。这位后来被缅共中国知青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战斗英雄就此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双眼。1971年底，缅共在中高领导层中展开一场大清洗运动，革命失去了原有的颜色。面对渺茫的前景，加之知青返城浪潮的到来，很多中国知青兵动摇了。1974年，已年满二十岁的潘东旭在看到同伴悲惨的缅共军队包办婚姻后，最终选择了离开。1986年，缅甸政府军集中优势兵力，向人民军大举进攻。到1987年，整个萨尔温江以西的根据地剩下不到五分之一。1989年春，缅共分裂并消亡，37岁的康国华结束了二十年的缅共人民军生涯，携妻儿踏上了回国的路途。他是最后一个从缅北丛林中走回家的中国知青。

　　以上这点仅有的历史资料，不足以让人全面了解缅共的兴衰起伏。随即我进入了百度搜索，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发现了王曦以网名“红飞蛾”撰写的长篇纪实小说《红飞蛾》四部曲，以及由另一个局外人邓贤撰写的《中国知青终结》（后者以访谈的形式书写历史片断，很多事情难以考证）。我不赞同邓贤的观点，他把这段历史写成了一种反思，而且用“终结”二字来定义中国知青缅北丛林的军旅生涯。笔者认为，中国知青的缅北丛林历史远没有结束，在缅共消亡并分裂为四个特区后，相当一部分知青留在了各特区军队中，部分人甚至进入了中高领导层，最大的佤邦特区主要领导职位均为中国知青担任，最小的第四特区几乎全由中国知青组成，这样的历史，你能说结束了吗？比较而言，王曦的《红飞蛾》纪实系列却要真实得多。作者王曦历尽千难万险后，在无比残酷、充满血腥的战场得以生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用自己十余年的缅共军旅生涯的亲身经历，以饱醮那个时代青春岁月激情的笔触，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鲜为人知的中国知青在缅共的历史最真实的一面，使读者得以探知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一口气读完王曦的《红飞蛾》第一部《萨尔温江绝唱》后，我被中国知青在异国丛林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人生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便萌生了要将其制作成电子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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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红飞蛾·萨尔温江绝唱》故事梗概.

　　《红飞蛾·萨尔温江绝唱》作者以纪实手法，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传奇经历：

　　1969年2月14日，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王山（作者在书中的名字）与小竹、余岚、露露等知青同伴一道，来到了云南省陇川县邦外公社一个叫弄安的景颇边境山寨插队落户。不久，艰难的生存环境使断粮后的饥荒蔓延所有贫困知青点，知青们于青黄不接之际浩浩荡荡地柱棍下山，开始了向稍微富足的知青点“串食”的旅程，甚至在当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头脑比较灵活的知青“串”出了经验，成了“串食”的“专业户”，即利用“串功”，吃遍了所有条件较好的知青点。一圈下来，几乎得到了节约近两个月伙食费的“收获”，并凭借此得以度过饥荒。

　　早在行驶在滇缅公路的上山下乡汽车上，王山就听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知青参加缅共人民军的传说，心里一直隐隐有一种投身异国革命的冲动，而且这团火也一直没有熄灭过。1969年5月的一天，王山在经过一番心理准备后，以下山赶街为由，怀着“与其做一辈子乌鸦，不如做一次鹰”的心情，离别了因为对方父母反对而使他不得不放手的初恋情人小竹，踏上了投奔缅共人民军的旅程。在独自渡过差点让他丧生的瑞丽江上游，越过曼海田坝里的界碑和界河，走过饥渴交加的三日行程后，与在路上结识的十余个知青同伴一道，来到缅甸边境小镇——孟古兵站。在这里，他意外地遇到了因为爱情而远嫁景颇山寨弄安的昆明女人木定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她在王山插队的村寨失踪了将近一年，原来是带着孩子随丈夫一道参加了缅共革命。随后，王山在大雨中结识了到孟古执行任务的娘子连女兵木定果（木定姐夫妹），并在孟古街子东边一山脚的缅共东北军区总部，见到了缅共人民军司令诺线。诺线的矮壮粗笨的身躯，让他怎么也无法和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联系在一起，而用土墙茅草盖就的总部也是冷冷清清。没法想象，这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地方。在这里，王山和他的同伴得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到新兵队报到。但新兵队在哪？连司令员自己也不知道。几天后，从遥远的前线赶来的中国知青老兵三营二连的文书卢源凭他的一纸名单认定，王山等15个新来的中国知青就成了三营花名册上的正规缅共游击队员，并且在兵站领到了军装武器等装备。这群放荡不羁的知青新兵在跟随老兵返回营部的途中一路放枪投弹折腾，过足了枪隐。最后这群几乎快要成为“混混”的新兵蛋子在孟牙差点用流弹“结果”了路过的司令员诺线，被司令杖责后由木定果带领的“娘子军”押送驻扎在孟洪的新兵队报到。

　　1970年夏的一天，一声急促的哨音在黑夜中响起，将沉睡的新兵们从睡梦中惊醒。人们以为这又是夜间训练。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真正踏入硝烟弥漫的战场。原来，为打通北部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通道，人民军向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腊戌发动了缅共历史上著名的南下战役。但这次战役却以人民军的败退而告终。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应撤退的人民军主力余部。

　　在这次接应中，王山所部顺利地掩护了3033、4045、4047、 4048和3031部队北撤。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缅共东北军区的杨光、古方、赵明、彭家升等几位高级军官。在掩护部队撤退的激战中，王山第一次目睹了近距离的死亡：老参谋在无声无息中牺牲了，大个子被一块弹片残酷地削去了半个脑袋，其余战友四散逃走。最后王山在丛林中几经周折，才重新找到部队。残酷的战争现实，使多名与王山一同而来的知青悄然离去，成了逃兵。

　　为打破敌人围剿、蚕食根据地的图谋，1970年7月15日，人民军在司令员诺线的亲自指挥下，设伏雷门山，阻击疯狂进剿的敌人。在这次伏击中，王山这个新炮手在司令员面前首炮即命中敌群，打乱了敌人阵脚，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全歼缅军66师快六营这支武器装备精良、惯于山地丛林作战的快速反应部队，王山的出色表现也得到了诺线司令员的赏识，并荣立二等功。打扫战场时，面对堆积如山和身首异处的惨死之敌，王山心中竟然生出一丝莫名伤感——战争的确太残酷了。这次伏击，有效地减缓了敌人进剿根据地的步伐。

　　1970年9月，被缅甸政府军认为已经穷途末路的缅共人民军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布阵于西线的滇缅公路南岛、105码、孟由、木姐、楠由、迪马一带，发动了为时一个多月的反雨季清剿战役，与缅甸政府军硬碰硬，打了一场痛快的歼灭战。11月，人民军为收复失地，发动了孟基战役，王山所在的4045部担任了进攻敌人核心阵地曼崩据点的战斗任务。然而，这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4045营数次冲锋均没能拿下。部队随即组织敢死队夺取阵地，王山也成了敢死队的一员。这次让王山身陷绝境的战斗，以三个正、副政委的的牺牲而告结束。同时，孟基收复失地的战役亦宣告失败，主力部队一口气退匿孟牙河谷里的密林，开始了为解决温饱而开展的为时一年的刀耕火种大生产运动。

　　1971年11月初，缅共人民军3035、4045、4047、4048四个营随军区离开江西老根据地，东渡萨尔温江，与活动在果敢、北佤帮的4046、501、502、503等五个营会合，开始了缅共历史上又一次著名的战役——滚弄战役。11月19日，滚弄战役计划正式实施，人民军所向披靡，外围战斗进展得非常顺利。在敌人惊慌失措的逃跑途中，王山仅凭一支手枪，创造了独自一人抓押8名俘虏返回营地的记录，令营长鲁国成刮目相看。在连续作战10余天后，王山所在的4045部突然接到阻击有可能从大光山向山下逃窜之敌的命令。营长鲁国成率部急速插到守敌背后，从靠近滚弄大桥的东郭林开始至大地岭、洼子寨、石旮旯一线沿公路设伏。由于战线过长，人民军兵力不足，是日晚，潮水般蜂拥而来的敌人很快在王山与营长所居守的一线撕开缺口冲了出去，营部机关几支短枪的微弱火力根本压制不住。黑暗中，誓死堵住口子的营长鲁国成被逃窜的缅军击中，不幸壮烈牺牲。随着战线的推进，人民军进入了艰难的攻坚战，战斗久拖未决，形成僵持态势。12月28日傍晚，人民军对滚弄桥头的海干坝高地发起总攻， 3035知青营担任主攻任务，夺取滚弄大桥的任务则由王山所在的4045部承担。就在3035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夺取高地，打出标志着占领高地的绿色信号弹后，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敌人的飞机炸弹与地面炮火就严密地覆盖了整个阵地，海干坝高地瞬间变成了一个绞肉场。等待向前推进的部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人员所剩无几的缅共知青劲旅全军覆没。1972年1月1日，为期42天的滚弄战役以人民军军事行动的惨重失利宣告结束。

　　1972年3月，缅共人民军改制，以4045、4046、4047、502部成立五旅，以3035、4048、 501、503部成立八旅，与军区总部、娘子连、警卫连和炮营总计二千余人马一道，翻越险峻的佧佤高山，开始了开辟佤邦根据地的战斗。然而，这次佧佤之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972年3月9日上午七时六分，在缅共主力部队从果敢前往佤邦的途中，诺线司令不慎从战马上摔下，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这位让缅共将士心悦诚服的统帅之死，无疑是缅共和人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1972年4月2日，人民军五旅、八旅分别向格龙坝地区、马德地区发起进攻，并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也是人民军进入佤邦后的首战（由于作者未能贴完，缺第六章之后的三个章节，《红飞蛾》第一部故事至此为止。以下为网络资料）。1972年底，佤邦境内大部被人民军控制，北佤与南佤实现统一。1973年人民军攻克勐波、勐宁地区及孟延的大部地区。1973年4月，缅共东北军区总部迁往邦康（即邦桑）。1978年7月缅共中央总部也迁到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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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中国知青投身缅共革命的时代背景 .

　　长期动荡的缅北，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这与英国殖民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期间，国力衰退的清政府因无暇顾及边疆地区而使英殖民者有机可乘，直接在中国境内构筑边墙，将原本属于中国的果敢等地划入缅甸，而这些地区尤其是果敢，大多数为汉人，纳入缅甸后，他们反倒成了少数民族。但他们的文化及习俗又完全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根本，讲汉话，写汉字，让中国人一踏进这片土地，就有一种还没出国的感觉。这种由殖民者将中国领土直接划归他国的做法，无疑早早地就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种子，同时也留下了无穷的历史后患。缅共人民军的革命，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却与早期的缅北民族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将这场战争由民族独立战争演变成了为整个缅甸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的战争。

　　中国知青踏入缅北丛林的战场，与六十年代末席卷全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运动不无的关系。1968年12月，在“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青上山下乡浪潮。由此，国内第一批约300万左右的知识青年奔赴全国各地的农村，一大批云南昆明及“外五县”（靠近缅甸边境的畹町、陇川、保定等中国县城）知青和少数来自外省的知青同时来到了中缅边境地区的偏僻山寨。而此时，成立于1939年8月15日的缅甸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国内党内变故（抗日战争时期，缅共与缅各方组成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1946年缅共党内分裂，德钦梭另组建缅甸红旗共产党；1948年以德钦丹东为中央总书记的缅共因拒绝参加以英国总督为首的临时政府而被开除出自由同盟，各地共产党先后遭到逮捕，缅共转入农村武装斗争；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原缅共武装中的克钦族部队，以及部分缅族部队，由于不敌缅甸政府军的军事打击，退入到中国境内，被中国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安置在了贵州[克钦族]、四川两省[缅族]）之后，于1968年初再次掀起赤色的武装革命风暴，开辟了缅东北革命根据地，随即武装力量迅速增强，根据地不断扩大，控制了缅甸近六分之一的国土。而正是异国的这场赤色风暴，把陷于人生困惑境地而感到前途渺茫的家庭出身“不纯”的“黑五类”推向了战争的风尖浪口，使他们看到了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可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在经历了唯阶级成份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些“地、富、反、坏、右”子弟已经被作为斗争对象打入另册，而他们所接受的红色教育与熏陶，又使其竭力渴望向世人证明自己也属于革命者行列。然而这样的机会在国内几乎是没有的，家庭出身这一定性似乎很无情地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样，投身异国革命便成了他们唯一而且毅然的抉择。

　　让中国知青卷入这场缅共革命的，应该说还有另外一个间接原因，那就是缅甸吴奈温政府的反华排华事件。早在1964年，奈温政权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运动”，仅在缅甸首都仰光一地就有700家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华侨在倾刻间家破人亡。紧接着在1967年6月，缅甸仰光也暴发了一场不为中国人所知的中国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仰光大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们，胸前佩带红彤彤的毛泽东像章，高喊着“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口号，与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复活的缅人团体发生冲突，由文斗转入械斗。在奈温政府的操控下，全缅甸的华人均卷入了这一灾难性的反华排华事件之中，数千名缅甸人对仰光华人居住区实施打、砸、抢，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新华社、中国民航办事处等驻缅机构，凶残地杀害了中国专家刘逸及40余名华侨。在《红飞蛾·萨尔温江绝唱》第一章昆明知青西去的滇缅公路上，我们就可以从描写中看到当时滇西边境城镇张贴的“打倒奈温反华政府”等标语。这些标语，对长期受到文革阶级斗争熏陶的中国知青来说，无疑成为了投身异国革命、“做一名伟大的切·格瓦拉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催化剂。另外，中国政府不公开的援助与支持，也为这些知青打开了绿灯，使许多五、六十年代的“黑五类”子弟和少数对武装革命无比向往的“红后代”在“后无退路”的情况下，怀着解放全人类的抱负，义无反顾地跨进了缅北丛林。当他们踏入这片土地后，他们发现，在这里，没有谁会在意你的出处与身份，人们在意的只是你如何表现。它使背负阶级成份沉重心理包袱的“黑五类”们得以释然，和“红后代”一样，在人生的地位上实现了平等。

　　中国知青投身缅共革命，可以说是由一个特殊时代造成的，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如果它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相信没有谁会再去为这场没有自己国籍和军籍的异国革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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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信念是理想的精神支柱 .

　　解读长篇纪实小说《红飞蛾》系列，就必须理解“红飞蛾”这个名词的寓意。我想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象红蜻蜓那样的红色飞蛾的，那么作者王曦究竟赋予了“红飞蛾”什么样的寓意呢？从生理特性上讲，飞蛾具有趋光性，而飞蛾的这种趋光性并不能使之把握自身与光的距离，于是便有了飞蛾扑火的自我毁灭的悲剧。赋予飞蛾红色的定义，正是隐喻了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的那个红色的阶级斗争年代，而“红飞蛾”就是缅共中国知青群体的代名词。在那片热带丛林，他们正是以飞蛾扑火的精神，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投身于缅共这场红色的革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中国知青缅北丛林之歌，哪怕被这团红色的烈火烧得灰飞烟灭。这就是支撑这一群人最单纯的理想信念。

　　信念，简单地说或者人生目标，是一个人肉体赖以依附的精神支柱，甚至可以超越肉体。它使人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没有理想信念的人生，其人生目标与自身灵魂也是空洞的、不完整的。说得明白点，这就象学生一心想考上名牌大学、农民想成为城里人、企业家把整个心思全用在积累资本等目标上一样，它会使你的整个人生围绕着这一目标而为之不懈努力和奋斗。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认识的信念也许仅仅只剩下一个干瘪的概念了，没有了真正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内涵。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确实有这样一群“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他们在红色教育的熏陶下，掀起了狂热的个人崇拜高潮。在当时，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然而，对于一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的子女来说，社会没有将这样的人生目标赋予他们，他们与已经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父母一样，在阶级斗争的阶层上被打入最底层，属于被革命的对象。面对如此的社会环境，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迷惘之中，人生目标已然缺失，而在苦闷中又无法突破自我，路在何方？作者王曦的青少年时代就处在这样一种家庭困境中。但他们不安分的灵魂注定他们的人生是不甘寂寞的，可他们的生存现状又使他们无可奈何。正如潘东旭在电视片中所说的：“……所有的路都堵死掉了。”革命不需要他们的异己者。彷徨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个释放自己理想信念的平台。异国丛林的一场红色革命，恰好给了这群灵魂无依的中国知青一个展示自我人生志向的舞台。

　　影响中国知青向这一目标迈进的，还有一位在当时为中国知青所熟知的风靡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人物——切·格瓦拉。这位出生在南美阿根廷的浪漫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结识了卡斯特罗后，与其一道，发起了古巴共产主义革命，并建立了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这位英俊的阿根廷小伙子成了全世界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代言人”。中国知青踏入缅北丛林，除了当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外，应该说跟切·格瓦拉的示范作用也不无关系。潘东旭在谈到他进入缅北丛林后的想法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当时就是解放了这个缅甸，又去解放别的国家。很多知青在一起，就议论说我们最后要成立一个国际劲旅，哪里需要我们解放，我们就去解放哪里。”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群的特殊理想信念与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王曦也以同样的方式向多舛的命运发起了挑战。从他踏入弄安知青点的第一天起，心里就一直回响着“与其做一辈子乌鸦，不如做一次鹰”的人生呐喊。在缅北丛林中，他把自己的信念编织进了血色的青春，与鹰一同飞翔。

　　信念是一种追求，它可以坚定一个人的意志。当某些人不把它作为一种追求时，信念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坚定的信念并不是人人都有的。经历了真正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之后，面对残酷无情的战争，一些人动摇了。在掩护腊戌战役撤退部队的首战中，与王曦在投军途中“歃血为盟”的知青同伴，在面对战场上惨死的兄弟时，已无力再承受这样的人生信条，曾经的山盟海誓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他们在逃离战场后，很快就悄无声息地与这样的人生目标作别了。在中国知青的缅共军旅中，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绝不仅仅是个别。

　　把握信念之舟的方向，需要的就是坚韧的意志。王曦与康国华、潘东旭之所以能在缅共人民军坚守10余年甚至20年，无不都源于生命的这股原动力。在他们的人生中，也许曾经动摇过，但意志的天平却始终是向着既定目标倾斜的。有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概括：唯赤贫者革命意志最坚定最彻底。是的，无产者无牵挂、无退路，革命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是革命的原动力。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逆转多舛的命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王曦等人的命运中，他们是没有动摇之路可以选择的，逃离就意味着回到过去，甚至比过去更糟糕。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有向前，否则连信念也将因此而丧失殆尽。中国知青之所以成为缅共军队的一支中流砥柱，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一种信念。

　　王曦的缅共军旅生涯之路虽然走得一路踉踉跄跄，但却是值得骄傲的。他用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无悔的人生。而今，这位年过花甲的老知青依然没有中止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用沉重的笔墨整理着散落在缅北丛林间的中国知青缅共记忆，整理着自己一生的唯一财富。信念，一直留存在他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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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缅共革命维艰的真正原因 .

　　缅共人民军革命失败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这支军队没有一个用以支撑官兵信念的灵魂。1964年9月,当时的缅共中央总书记德钦丹东制定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这是缅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这一口号使当时的一代人明确了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在德钦巴登顶担任缅共中央总书记后，这位本应该作为全党全军灵魂人物的领导者却长期滞留中国境内，根本没有在缅甸亲自领导缅共革命。这样的遥控指挥，无疑增大了革命的盲目性，他使这个党、这支军队失去了灵魂，根本不足以支撑人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的信念。灵魂与方向的丢失，使缅共陷入了一个空洞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的精神怪圈。实际上，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在缅共领导的缅北各民族间，也形成了一种为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战的氛围。这种没有远大理想与目标的并且失去了灵魂的革命战争，注定了它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

　　军事上的盲目性是缅共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笔者虽对军事一窍不通，但仍能感觉到缅共在战场指挥上的杂乱无序和部队间极差的协调配合。在战略眼光上，不管是早期的腊戌战役，还是后来的孟基、滚弄、佧佤等战役，缅共的总体方向应该说是对的。但在战略战术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支队伍缺少一位真正的专业军事指挥家。中国的国际支左干部虽为职业军人，但他们没能结合缅共与缅政府军的实际来制定战略战术，导致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屡屡失败。人民军的领导者目标虽然明确，但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性太差，根本不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同时，对敌人的顽固与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也明显估计不足。从《红飞蛾》四部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缺乏空中和地面炮火优势的情况下，历次战役无不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来冲击敌人坚固的防御阵地，甚至用肉体来抵御惨烈的空中飞机及地面炮火轰炸，这样的蛮攻葬送了无数士兵的生命。应该说，在前进的道路上，缅共部队夺取的每一个山头和阵地，都是用将士的身体铺就的一条血路。从另一方面讲，军事上的失利也应该归昝于缅共敌后情报工作的无能，很多场战役均体现了这一弱点。如东渡萨尔温江后的滚弄战役，虽然外围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对敌人阵地的不了解以及战术单一而缺少变化的进攻，使部队的伤亡极大，这一点在滚弄战役胜败的关键点——滚弄桥头的海干坝高地攻坚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3035营，这支由中国知青组成的缅共劲旅，在这次战斗中虽然以惨重的牺牲代价夺取了高地，但由于各作战部队未能做到协调配合（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其他部队也未能对周围敌人及时予以牵制，甚至战役指挥员在战前没能从整个滚弄桥头战场考虑夺取高地后的军事动作），从而使缅政府军的飞机与大炮得以从容地对海干坝高地实施如铁铧犁地般的地毯式轰炸，未战死的战士在血肉横飞中全部死于轰炸，3035部队全军覆没。这就是未能知己知彼所造成的后果。笔者认为，在实施军事行动前，缅共应及时掌握敌情，对敌人的战略部署及防御能力了如指掌，这样才不至于在军事上陷于盲目。实践证明，缅共与缅政府军的战争，无论从武器装备还是从战略战术上讲，都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搏杀。对缅共来说，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光有牺牲精神是不够的，最最关键的，还必须依靠准确的情报以及周密的战略部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时，缅共部队的“无政府主义”松散管理状态，也使这支军队的整体战斗协调与配合能力大打折扣。在这支部队中，随时会有开小差的逃兵。在滚弄战役失败、缅共迁转佧佤山区的途中，不愿离开故土的果敢士兵甚至整班逃跑。

　　缅共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体现在经济上。整个根据地没有任何革命的战争 “造血”功能，他们的武器弹药及其他装备、甚至连生活都完全依赖相邻的中国。这样的经济条件，肯定不足以长期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历次战役我们不难看出，官兵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饿着肚子在坚持战斗，饥饿的威胁反倒成了缅共人民军的“家常便饭”，以致于人民军中绝大多数的中国知青兵不得不向中国境内的家里伸出了“求助”之手。有人戏称，在缅北丛林中作战的中国知青是从家里背着饭菜去为缅共革命卖命的，他们在中国的家就是缅共人民军的“后勤保障部”。实际上，早在缅共革命初期，领导者就应该考虑到“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革命将无以为继”这一致命弱点。这一症结，随着中缅两国政府关系的缓和，直接导致了缅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断奶”后，为解决军费问题，公开走上种毒、制毒、贩毒的歧途，最终趋于解体和消亡。

　　除革命灵魂的缺失、战略战术的盲目和经济“贫血”三大原因外，缅共革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完全“抄袭”了中国革命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显然沿袭了中国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样板。他们没有想到，缅共革命与中国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依靠的对象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依靠的对象是赤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一无所有，且饱受欺压，所以革命完全是自发的，也是最彻底的。而缅共革命所依靠的虽然也是同样的对象，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变化，虽不能说他们完全过上了吃穿不愁的自给自足生活，可至少生活相对稳定。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并非出于完全自愿，从《红飞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缅共人民军的兵役制沿袭了中国国民党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政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另外，缅共“亦兵亦民”的军队管理体制——部队休整期间，官兵可以回家——也使得这支队伍不是一支管理严谨的军队。书中在描写部队迁转佧佤山区时，营地几乎无兵可调，原因就是官兵们都回家了，所以王山在接到军区总部的命令后，用了整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跑遍大大小小的果敢山寨，才把这些睡在“热被窝”里的官兵“赶回”军营，踏上南下佧佤的征程。缅共本地军人的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明显不利于坚定军队的战斗意志。缅共高层与中国支左干部这种僵化的、照搬照套的军队教育、管理与作战方式，实践证明是不适宜于缅共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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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历史会给予你公正的评价 .

　　实际上，在一本书中，不用你去拼命呐喊，只要看你的描述，就知道了你的观点。对于中国知青的缅共史，一些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连一些亲历者都觉得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是历史欺骗了自己。他们并没有以这样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为荣，正如他们不以“黑五类”的身份为荣一样。那么他们除此之外人生还剩下什么呢？我想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宝贵财富给放弃了，变成了精神上的穷人。我是在这篇序言即将完成时才见到《亡命异邦》这本十年缅共经历的书籍的，云南作家李必雨在他的这部纪实小说的封底，排列了这样几句话：“旅缅十年，感慨良深；痛心疾首，血泪教训。”既为“教训”，且还后悔得“痛心疾首”，又何必当初？每个人的人生不是用后悔所能改写的。正视自己的历史，才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正确态度。

　　我不想对这段历史的对与错作什么评价，因为我的评价对这样一段腥风血雨的岁月同样显得苍白无力。我只想说，如果人生还有可值得后悔的事，那就是你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碌碌无为和平庸这对双胞胎。在生命的全部意义中，只要你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走过了，哪怕是一段不堪回首抑或惨痛的往事，也决不后悔。因为精神上的财富比物质上的富有更能让人充实，它将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珍藏，岁月的尘埃永远没法湮没这样一段闪光的人生。

　　我没法用任何语言来慰藉那些在加入缅共军队后没有军籍、在胜利凯旋后没有鲜花、在异国牺牲后没有坟茔与墓碑的英雄们，我也没法把任何军人的荣誉给予他们，但他们所经历的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却是千真万确的！

　　历史将对这段岁月作出一个怎样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交给后人。

　　现在，让我为那些仍滞留在异国丛林地下的不归灵魂致敬！为从那片热带丛林中劫后余生的人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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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几点看法 .

　　A．关于人物刻画。这是一个以作者自己为主线的传记体小说。既然以这样的体裁出现，难免会产生各方人物散乱而没有贯穿始终的其他人物的现象。在人物的个性化描写上，也存在只以文字叙述而未能以某些故事情节或片断以及对话展现人物内心及性格的状况，这使得在其他人物的描写上显得过于简单，很多人物只是作者生活的一个“过客”，没有鲜明的个性特色，难以形成有血有肉的形象。全书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人物。这可能是纪实这一文学体裁的局限所致吧。

　　B．关于作品语言。全书以许多幽默轻松的语言描述了战争岁月的艰难环境，让人在沉重中张驰有度，享受沉重的轻松感。但在一些人物的对白中，笔者感觉，很多词语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出现或者普遍应用的，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用上这些词（不一一列举）。因为在红色的年代，人们的头脑中是没有这些词汇所显示的概念的。

　　C．由于这是一部个别章节不完整的电子书（作者考虑到印刷书籍发行原因），让人看后不免有些遗憾。笔者习惯边阅边改，对一些错字及标点作了适当修改。错字如：疯狂痛欧[殴]人群中所有“黑崽子”；恐怕是皮子氧[痒]；吼声如雷，气冲霄汗[汉]；杀气腾腾的晚会气氛有所苏[舒]缓；党代全[会]决议指明战斗航向；瘴[獐]头鼠目等。标点不一一列举。关于这一点，请原作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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