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已经相当清楚了:“诸众”既不是离散在公共事务之外的失语的原子个体,也不是可以被代表、被强制聚拢在某人某物周围的无差异个体。当然,维尔诺认为“诸众”不仅仅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它本身含有失落和拯救、顺从和抗争、奴性与自主。”而且这些可能性均具有奇特的、不同于出现在人民/ 共同意志/ 国家集体里的那种神态。(30页)作者试图在“诸众” 这个曾经被击败、被遗忘的概念中重新挖掘其非凡潜力,在全球化的浪潮正逐步消解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我们所拥有的是恐惧和苦恼的不断叠加的时候,看看能否通过回归“诸众”而夺回被“人民”这一概念扼杀的自由。美国当代宪法学家与政治理论家布鲁斯·阿克曼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我们人民》的宪政三部曲,“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概念突出的是人民的意志和权利,这是实现宪政、法治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他认为“出场”和“现身说法”的“人民”不应该是抽象概念,而是人民主权的真实体现,如果转换为“我们,诸众”是否更能把主权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说到工人的“自由”,维尔纳认为在后福特制的当代生产中,这些自由包括减少工作时间所获得的闲暇,包括退出或参与政治的自由,以及仅仅因为希望满足好奇心而迁徙的自由。那么,当我走进今天的珠三角工厂、走到生产流水线前面、面对着工人们近似麻木的神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不知如何向他们讲述“我们,诸众”与“自由”的故事。
从维尔纳的“诸众”这个概念,突然想到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小说中的人物,比如《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李小均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中的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拉祖莫夫。一个读书认真、性情温和、一心希望毕业后成为政府公务员的大学生,仿佛是命运的随意播弄,使他在1917年革命的前夜因害怕受牵连而告发了思想激进并刺杀了沙皇政府的P部长的同学维克多﹒哈丁。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告密而过上他追求的理想生活,反而在情报机构的胁迫下成为政府派往瑞士日内瓦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情报的间谍,后来因良心谴责而说出真相,结果遭到革命者的殴打,最终在俄国南方某地与女仆度过余生。他执意不让自己成为“攻打冬宫”中的“人民”,但还是没有办法逃脱被卷入到“人民”的洪流中去;他在内心强烈地拥有自己的“奇特神态”:自我拷问、患得患失、自怨自怜,具备维尔纳“诸众”中的某些因素,但是他又无法摆脱教育强加给他的“政治正确”,这种教育使他可以用“爱国”等话语为自己的怯懦与不义辩解。康拉德并不认为这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拉祖莫夫的普遍性就在于他是被那种环境所定义、所利用的,没有不被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