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字著作《枢纽》跨学科论述中国历史的时间与空间

悠闲客栈

《枢纽：3000年的中国》　　　施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新年伊始，广西师大旗下平拍新民说推出了开年重磅图书——《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50万字的著作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历时八年完成的心血之作。作为中流砥柱的青年学者，施展认为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复杂性超过一般，“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中完成”，必须融合地理、历史、哲学、经济、思想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进行梳理和给出连贯的解释。

　　这部作品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高度期待，刘吉作序、徐小平、许纪霖、刘苏里 重磅推荐！

　　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的大构想

　　《枢纽》的作者是青年历史学者施展。从酝酿到落生，这部作品花去作者八年时间，力图用更系统的方式，对“什么是中国”以及“中国未来走向哪里”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正如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刘吉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在《枢纽》中，“施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者有意避开了传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这是这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罗振宇认为，《枢纽》给他开了一个脑洞，是他2017年脑洞拼图中最重要的一块，帮助他实现了最重要的认知升级。他将其称之为“枢纽脑洞”，其含义是，在当代，海洋世界是秩序的生成线，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大陆的深处投放秩序，大陆是秩序的传播线。但是，不管方向如何，中国都是联系海洋与大陆的中介性、枢纽性存在。这是中国的地缘位置和超大规模性共同决定的，也是全球希望中国去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只有认清楚这个角色和责任，我们才有能力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才不会和现有的大国发生零和博弈。

　　从零到一的创造

　　在一个思考未来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两个问题：未来究竟有没有机会？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 而要推想未来，首先要摆脱关于自我的一种“深刻的焦虑”，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这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正如刘苏里所说，“到了中国人书写中国历史哲学的时候了”。

　　而施展推出的最新著作《枢纽》，正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这一背景下，通过对3000年中国历史的回望，不断还原“中国究竟是谁”，试图对如下几个问题给出内在连贯统一的解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在古代的形成；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和平崛起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所具有的世界意义。施展认为，贯通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逻辑，是中国的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它作为一个古老且未中断的文明所带来的历史记忆，二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效应。

　　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只有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才能摆脱身份焦虑，看懂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一致性，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刘苏里就此如此评介：“作者力图对我们这个人群遭遇的苦难，给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施展迈出的这一步，是零到一的创造。它将结束这个巨大人群如此长时段、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焦虑和迷茫，也将引起激荡，诱发更广泛、深刻地对这个人群未来命运和担其所当的思考。”

　　跨学科论述，打通中国历史的时间与空间

　　在《枢纽》这本书中，施展打破了一般历史讲述的中原视角，展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一体的中国：对内，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体系；对外，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枢纽。

　　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施展恰好拥有难得一见的跨学科背景和视野，赋予了他超越单一学科，解释宏大问题的跨学科能力。正如施展所言，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复杂性超过一般，“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中完成”，必须综合地理、历史、哲学、经济、思想等各个学科领域，才能对中国这数千年的复杂历史进行梳理和给出连贯统一的解释。对此，著名历史学者许纪霖在通读全书后做了如下评价：“作者以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视野，考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互动中的中国大历史。如此之大手笔、大气象、大格局，为当今中国学界所罕见。在碎片化研究的时代，本书不啻为令人精神一振的难得力作。”

　　《枢纽》指出，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彼此之间，以及西域、高原等各个亚区域与中原、草原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彼此之间互为条件，脱离开其中一方，另几方的历史都无法获得完整解释；相互联系在一起，却能够让其中每一方都释放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共生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共生体系的演化史；它在古代最终落实为一个整合了汉满蒙回藏各种要素的多元帝国，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枢纽：现代中国的世界角色

　　过去40年，我们是一个勤奋的追赶者；但当中国的公司挤入全球10强，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经赶上了全美国的人口总量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必须寻找我们的世界角色。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中国在这个世界独自狂奔，中国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也是路由器，是资源、信息、资本、秩序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

　　而《枢纽》这本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融汇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博弈论等诸多学科，重新梳理了中国历史，定义了中国3000年来一直承担的世界角色——“枢纽”：中国，从对内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的体系；从对外的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海陆秩序之间的枢纽。在历史的不断运动过程中，东亚世界的中原、草原、绿洲、高原、海洋等多种亚区域，不断地互相塑造、共同演化，最终发展成为为一个超级大一统的多元复合帝国，为现代中国奠定根基；现代中国又正因为这种多元复合性，才能够担纲起其外在的海陆枢纽的身份；中国的超大规模则为它赋予了足够的动能，能够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是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它在进入现代转型之后，进入了更大的空间结构，与整个世界之间进入到一种深刻的相互塑造、共同演化，将人类历史真正发展为世界历史。

　　链接：为什么写《枢纽》？

　　文/施展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但是，崛起的速度过快，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就是既有的内部和外部秩序，调整的速度难以跟上崛起的速度，导致了内、外部的失衡。这些失衡状况的政治经济学机理是什么，更富建设性的前景该如何展开，目前理论界对此的回应，还是不够的。

　　就内部秩序而言，包含两个方面的失衡，一是不同社会阶层在发展当中的获得感有差异，一是内地与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节奏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带来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构成不稳定因素。相应地，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深层机理、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排序、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给出更有力的解释，才能从理论上回应这些问题。

　　就外部秩序而言，中国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创造性外交，力图推动失衡的国际秩序走向再均衡。“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会议，等等，都是例证。这些外交努力对既有国际秩序是重要补充，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外交选择空间。但是，理论界对于相关实践的解读，多半还流于表面，这就导致对于国际失衡的解释、对于中国外交努力的深层建设性意义的挖掘，仍有很大提高空间。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一方面要对这些问题给出回应，核心是“何谓中国”；一方面要努力找出诸种问题的内外联动关系，使得给出的回应可以形成一个统一连贯的体系。

　　在《枢纽》中，我指出，对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理解，是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根本前提。它首先体现在中国人口的超大规模和中原的连片农耕地区的超大规模上，在古代，这就构成中华文明区与其他文明区的重要区别。这种超大规模，使得王朝时代的帝国朝廷能够低成本获取庞大的财政资源，在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便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反抗力量，所以中国较早地建立了大一统，在宋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状态，这与欧洲、中东等地的政治分裂状态构成鲜明对比。大一统的政治，又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有力的论证，文化与政治互相促进，于是中国成为唯一未中断、持续发展至今的古文明。

　　通过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书提出，中原地区在形成大一统帝国之后，由于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政治、文化逻辑的变化，导致草原上诸多小的游牧部落也会形成结成联盟，形成庞大帝国；草原帝国对中原帝国构成压力，又会促动中原帝国内部发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变迁。双方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对于西域、高原等各个亚区域与中原、草原的互动关系，本书也都从其财政逻辑、军事逻辑、政治逻辑、文化逻辑的联动效应上，找到了其最底层的相互塑造关系。包括中原在内的所有这些亚区域，彼此之间互为条件，脱离开其中一方，另几方的历史都无法获得完整解释；相互联系在一起，却能够让其中每一方都释放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共生体系。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共生体系的演化史；它在古代最终落实为一个整合了汉满蒙回藏各种要素的多元帝国，中国“多元一体”的结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锻造出来的。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古代晚期陷入一个困境。由于一系列原因，清朝出现人口大爆炸，这带来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具备经济性，从而难以出现；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就此被压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上，难以突破。此时，中国有了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资源的需求，以便帮助自己突破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这就是中国要加入世界秩序的内部动因；它与外部动因，即西方的侵略，结合在一起，推动着中国开始了现代转型。

　　还是超大规模性，在中国的现代转型当中再次成为一个关键变量。超大规模人口导致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会跌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一旦中国加入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则会一变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要想真正释放出来，前提却是中国先要完成政治整合，而不能简单地贸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无法像中小规模国家那样，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把中国整体性地拉入现代化；中国只能是沿海部分地区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进而会导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生严重的经济撕裂和社会撕裂，这样一种撕裂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把所有的发展成果也都消耗掉。中国只有完成政治整合，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的优势才真地能够释放出来。

　　传统政治已经无力实现中国所需的政治整合，所以，革命就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中国堪称史诗般的革命史历程，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尝试，逐渐摸索到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就是这个国家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中国以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就此获得充分释放，结合上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遂成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第三个三十年，中国正是要把这一系列变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完全展开，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此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随着中国崛起，全球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西方进入去工业化的时代，与生产原材料的非西方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此时的全球经贸结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二三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西方国家出口高端服务业；中国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非西方国家出口原材料。一种“双循环”结构就此浮现，中国是双循环当中的结合点，成了全球经贸循环当中绕不开的一个中介性存在。这里面蕴含着中国巨大的国家利益，也意味着中国巨大的世界责任。

　　后冷战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迁，就是西方所代表的、由贸易所拉动的“海洋世界”，仍然大致保持了冷战时期的秩序；但是非西方国家所代表的“大陆世界”，很多地方却陷入失序、或秩序脆弱状态。没有哪个地方是孤岛，人类不可能彼此割裂开来发展，大陆世界的失序，会对整体人类秩序构成挑战。外部世界需要帮助大陆世界重建秩序，但是能够提供帮助者，必须与大陆世界之间有着正向的经贸循环，使其对大陆世界所投放的各种财政、经济资源，能够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整个事情才是可持续的。在“双循环”结构下，唯有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经贸循环的地位。

　　于是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国在贸易意义上属于海洋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在地缘意义和国际政治意义上，与大陆世界又有着深刻的关联。中国因此就作为一个海陆兼备、或说海陆中介性的国家，而对全球秩序具有了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也因此，中国的世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佳呈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这里找到其最深刻的意义。第三世界将基于中国的发展而获得自己的发展，中国也将因此突破西方的单一线性的现代化范式，为人类提供出更丰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