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西藏记》：另一个世界与你的彼岸

cooldaddy

拿到《出西藏记》这个小说，第一眼让我想到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但一口气读完整部作品，我发现作家鲍贝并没有约定俗成地把《出西藏记》写成人类的某个族群被上帝救赎或者施诫、弥漫着强烈宗教气息的故事，或者对她心中的雪域高原进行重构，而是通过几个人物对自己信仰的沉迷与背叛，以及他们更加世俗和纷乱的生活状态的呈现，把作家的思考有意无意地转向了去探讨和厘清宗教和人心的复杂纠葛上去了。对大众心目中略带神秘的雪域高原和更神秘的藏传佛教，鲍贝既没有去圣化它，也不曾矮化它（我不知道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有哪一片不被圣化或矮化的净土还能保持着它处女的纯净）。雪域高原只是鲍贝精心设置的一个供他笔下的人物活动的场在而已，《出西藏记》所致力于书写的依然是被作家洞悉的世道和人心。这也证明了，小说作为古老而现代的艺术形式，作家所呈现的个体作品不管如何翻新花样，其内核仍然在亘古如常地传达着他对生活和现实本身的还原、发现、思考和重构。也唯此，作家才有了一代代薪火相传地写下去的勇气和光荣。

很久以来，诸如作家为什么写作、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一直屡受问询和质疑。拿这个问题去问许多作家，得到的答案也五花八门。是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作家对文学书写的固执坚守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我记得有人回答说：“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的呼吸。”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联想一下伊凡·克里玛所处的时代，我能理解作家的言外之言和意外之意。尽管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但事实上，作家总要通过自己构思的故事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他为艺术的劳动才有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退一步说，我没见过哪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因为自己构思或者书写了一个多么精彩的、迥异于其他讲述者的故事而得意扬扬。作家的责任更在于要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通的艺术世界，亦或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厘清“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铁凝语）场景、故事、命运等元素毫无例外是构成一部小说的主要部件，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确立，才能使其交融成为一个艺术的个体，作家铁凝由此还提出了“对‘关系’的独特发现是小说获得独特价值的有效途径”的写作主张。

从这一维度考量《出西藏记》，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析一下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人物：“你”。尽管读完《出西藏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某种神秘气息一直笼罩着的白马旺姆，但专业的读者一定会觉察到，“你”才是《出西藏记》的主人公。因为“你”到拉萨的来去，才有了在不同的节点“你”与粉墨登场的白马旺姆、索朗顿珠、牛魔王等各色人物的相遇；因为“你”到拉萨的多次来去，才与白马旺姆之间产生了那种相互欣赏、理解又相互防范的复杂微妙的关系，才有了与牛魔王的相识；因了牛魔王的牵线搭桥和信誉担保，又有了对所谓的企业家、唐卡大师索朗顿珠的轻信，不自觉地走进了他们预设的投资骗局，成为了和白马旺姆一样的受害者；更多次的往返中，“你”渐渐明晰了几个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他们各自晦暗而神秘的生活状态，以及由这种复杂关系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所构建的世俗的拉萨。无休无止的扯皮官司，把“你”折磨得筋疲力尽，让你在放下和执念之间徘徊和纠结，最终不得不通过一次置生死于度外的对冈仁波齐的朝圣，才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灵魂洗礼。这一次的朝圣，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白马旺姆的承诺，更是一次自我的置之绝境而后生。作家似乎无意呈现“你”的完整的生活。换句话说，“你”的阶段式的故事，仍然只是“你”在作家讲述《出西藏记》的时候所带出的零星碎片而已。小说呈现了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她的全部生活（尽管“出藏”“入藏”并非“你”全部的生活），既有叙述的限制，更因为“你”已经彻底陷进这种烦扰而不可自拔，生活的另一面不知不觉被彻底遮蔽的合理性。“你”从白马旺姆、索朗顿珠、牛魔王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纯洁无瑕的雪域高原，而是等同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欲望膨胀的世界，他们各自呈现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部分，保留了人性中的善与恶、丑陋与美好。说到底，拉萨也好，宗教也好，作为梦想和信仰总是完美的，不完美的是真实存在的和人性本身。在我看来，作家鲍贝开始似乎没把“你”刻意塑造为小说的主人公，“你”只是勾连起小说中其他几个人物命运的引线，是“你”自己半道儿站出来，出乎作家意料地成了《出西藏记》这惟一的主人公。我以为，对小说家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尴尬，因为恰恰在大多数时候，并非是作家在写他小说中的人物，而是小说中的人物在写着作家，并且一如既往地把控着作家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把控。

第二个人物：白马旺姆。从白马旺姆在拉萨机场候机大厅意外出现，到和“你”成为相互欣赏的朋友，到一路陪伴、劝诱、说服和引领，直至消失。既是一个真实书写于《出西藏记》中的白马旺姆，也一直作为一面镜子存在着，“你”从镜子中看到的白马旺姆，也许就是心灵的另一个自己。在“你”的讲述里，她令人不解地“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从香艳繁华的故土大上海连根拔起，移栽到了拉萨圣城，一边经营她的文化公司，一边游走于藏地的各个角落”。白马旺姆漂亮而优雅，让所有的人一见倾心。她有自己的上师，坚持晨跑，定时练瑜伽，泡温泉，喝茶，食用最正宗的虫草，虔诚地转八角街或者布达拉宫。用她自己的话说，“下定决心离开前夫，离开上海，移居拉萨，就是因为她已不再想取悦于任何人，不希望自己再次被爱。她只想在这座空气稀薄的城市独善其身。就像一朵花和任何一种植物那样，存在于这个世界，自美自足，自生自灭。”一切似乎都在确证，白马旺姆所追求并正在享受的正是这样不受羁绊的心灵自由，一种被信仰所洗涤的、半隐居状态的理想生活。但随着以“你”被骗为线索的故事作为载体被剥丝抽茧，真相也渐渐大白于“你”眼前——白马旺姆不但也是一个和“你”一样的索朗顿珠诈骗案的受害人，还是一个晚期乳腺癌患者。事业的挫折和肉体的病痛已经击溃了她，让她作为一个失败者转而求助于宗教和信仰，越来越坚持“头顶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等等，为今生的遭际感到罪孽深重，祈祷通过这样的“移栽”求得超脱和慰藉，寄美好于虚幻的来生，最终把生命也交给了冈仁波齐圣山。每一个人的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但信仰的力量并非是无止境的。在此，我无意于腹诽白马旺姆对信仰的痴迷坚守，但“你”却从她的命运和遭际隐约看到了未来，幡然醒悟，毅然离开了心中的圣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这样的结局本身就是白马旺姆的又一次失败。至此，我们抬头打量身边的时候，能看到更多人身上何尝没有白马旺姆的影子。白马旺姆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她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人的认怂和对命运的屈从。那么，由她所引出的关系通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出西藏记》的几个人物里，白马旺姆着墨最多，形象也最为丰满和典型。她有特殊性，也兼具了普遍的意义。

相较而言，作家对索朗顿珠和牛魔王两个人物就显得陌生和不够游刃有余。这两人只是演技拙劣的骗子而已，根本不是什么企业家、唐卡大师、裕固族昔日王爷。弄清真相的白马旺姆一针见血地揭开了其画皮：“索朗顿珠是个身份非常复杂又吊诡的人物，而且他的人生也是复杂而吊诡的。他做过喇嘛，还俗后与人结婚，生子，离开牧区到拉萨创业，和妻子离异，他赚过钱，也亏过钱，救过人，也坑过人，当过董事长，也做过骗子，被抓进去坐过牢，又突然被放了出来，现在继续当他的董事长，继续挖坑，继续骗人钱财。”两人像魔鬼的分体，在现实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配合相得益彰。他们拙劣的骗术之所以屡屡成功，就在于巧妙地抓住了内地人被雪山、蓝天、白云、喇嘛庙、使徒的虔诚所震撼、净化后内心所滋生的天真和对从前的生活方式的短暂怀疑，给画出了一张伸手可触的灿烂的大饼，从而骗取了他们对西藏那篇圣土的信任。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回到小说对艺术性的探讨上来。我们会发现，“你”的西藏，并非只有纯净的雪山、蓝天、碧水、白云、喇嘛庙，更涵盖了形形色色的白马旺姆这样的信徒，索朗顿珠、牛魔王这样的骗子，“你”，以及由他们外延的更多他人所构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西藏。作家通过对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的展示、呈现和书写，让《出西藏记》有了文学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说，在小说写作上，“题材”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作家是否通过他的书写揭示出了世界存在的真相，多大程度上抵达了人性的真实，才是我们更应该看重和思考的。

《出西藏记》的叙述视角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在谈及小说的叙述空间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这样说：“叙述者是任何长篇小说（毫无例外）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物都取决于他的存在。叙述者永远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人物，虚构出来的角色。与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其他人物是一样的，但远比其他人物更重要，因为其他人物能否让我们接受他们的道理，让我们觉得他们是玩偶或者滑稽角色，就取决于叙事者的行为方式——或表现或隐藏，或急或慢，或明说或回避，或饶舌或节制，或嬉戏或严肃。叙述者的行为对于一个故事内部的连贯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连贯性是故事具有说服力的关键因素。小说作者应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来讲故事？’”巴尔加斯·略萨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向我们廓清了叙述人的确立和叙述视角的有效运用才是一个小说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

从叙述视角方面来考察《出西藏记》，我们能看到，这个小说选择了最具难度的“第二人称”“你”作为惟一的叙述视角，并且这个人物既是小说的主人公、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故事的叙述者。我们说任何小说当然都存在一个叙事空间和叙事者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被叙事学研究者称之为“空间视角”，在“第二人称”的叙事空间里，叙述者不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而变得褊狭和逼仄，闪转腾挪起来异常困难。我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第二人称”叙事最直接的好处是便于抒情，而非揭示故事的真相，但抒情恰恰是小说不可忽视的敌人之一，它甚至某种程度地疏离和抵制着作家的叙述，让后者变得模糊、暧昧和混乱，直至被遮蔽。所以使用“第二人称叙事”就如同在刀尖上跳舞，作家往往不能自已地越界，混淆作者和叙事人的界限，从而让小说偏离了它必须直接面对的真实。当然，“第二人称”叙事更容易让读者在阅读中生发角色的转换，从而更直接地理解作者的情感和用心。《出西藏记》的可嘉许之处在于鲍贝一直保持着叙述的小心翼翼而不越雷池。她通过“你”同各个人物的巧遇（当然，作为同行，我更希望这种巧遇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来推进故事的有效进程，通过视听来补充和完成因果的转换，一步一步地构建起了属于《出西藏记》的小说伦理。只有当她的主人公甩脱了所有羁绊，独自朝向冈仁波齐海拔5700米垭口、朝向死亡攀登的时候，鲍贝的叙述才游刃有余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在这里，叙事者和主人公合而为一，不再受到任何干扰，作家的叙述也变得专注而酣畅淋漓。当“你”终于望见了繁星似雪的蔚蓝苍穹，“一路走来，所有的勇气、堕落、痛苦、追求、情爱、希望、怨恨、抗争，与种种放不下的情结，皆在刹那间破灭消散。一切所执的事物，都不过‘唯是梦幻’的力量。与你相遇的，竟是一场幻化般的‘缘觉’。所有的转山转水，最终低达的皆是幻觉般的‘菩萨地’。”小说的叙述也抵达高潮：“你”终于顿悟，反身离开了冈仁波齐，离开了似乎永远走不出的西藏。也让《出西藏记》得以诞生。

（《出西藏记》，鲍贝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