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访学四年：《我所发现的美国》呈现三种文化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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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发现的美国》  　[日]加藤嘉一　　东方出版社

　　“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下自己眼中的美国。有些读者朋友会觉得我这个人‘装’，对，这就是一种‘装’，至少是变了形的‘装’。但请读者朋友们相信我，这种‘装’是发自内心的，是带着信念的。”

　　以上这段话出自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所发现的美国》，作者加藤嘉一。加藤嘉一2003年从日本来到中国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渐渐成为各路媒体的宠儿，被誉为“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2012年下半年，加藤嘉一告别中国，赴美访学。在美国，他先在哈佛大学访学两年，随后前往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我所发现的美国》正是他访学三年的总结。

　　15岁起就暗恋美国

　　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加藤向读者讲述了他的15岁起就萌生“美国情结”。加藤15岁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毕业旅行，去澳大利亚待了两周，那是一次让他彻底开阔眼界，进一步产生出国游学冲动的旅行。回到日本后，他下定决心：尽早出国，越早越好。最好是去“白人支配”的社会。

　　之所以选择美国，加藤说道：美国是传说中的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不去了解美国（不管了解的程度如何），我这一辈子恐怕是不完整的，极端一点说，甚至是白活了。况且，我是在日美结盟的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一代，日美同盟是日本社会、日本国民能够平安过日子的大前提，因此，不去了解美国，作为一个日本人是不合格的。”

　　去美国做什么，加藤对自己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好好了解美国社会；二是好好了解美国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东亚问题的相关人士如何看待中国；三是“好好探索我的祖国——日本在中美“两强”时代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

　　不一样的“美国人”

　　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晚上，加藤与两个中国朋友分手后，一个人溜达进一家室外啤酒屋，习惯性地买了一杯啤酒带出去，“喝了一口，特别爽快。一个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乐瞬间”。但下一刻，两名白人警察突然走过来，告诉在美国的公共场所喝酒是违法，虽然警察宽恕了第一次犯错误的加藤，但这个下马威让他清晰的认识到：这是在美国。

　　也许早已习惯了中国的生活，刚去美国的加藤觉得什么都很新鲜。

　　“我在剑桥接触最多的是研究中国问题或东亚国际关系的大学教授们。我曾试着跟他们约定访谈时间，他们往往以某天下午3点到4点或10：45—11：30 这样的方式回复我。我跟中国人交往了13 年，从未收到过这样的回复，也没有碰到这样确定约会时间的。在中国，一般都只定开始的时间，而且经常是‘暂定’，有时仅定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具体时间‘再说’或‘到了联系你’”。美国人如此重视时间观念，确实让他有点意外。在中国，会面结束后，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但加藤在美国却发现：“我从未遇到在上午或傍晚跟美国人见完面，随后依靠现场的感觉，以现场决定的方式共进午餐或晚餐的情况。”加藤认为，“美国人是不会乱花时间，更不会盲目耗费时间的民族。他们在时间面前追求一种合理性，为此会冷静、理性地利用‘计划’这一要素”。

　　可能很多人认为加藤是一个“社交动物”，但却说自己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跟美国人接触后，加藤觉得美国人的社交方式特别简单，最符合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标准。美国人的公和私、工作和生活、他人与自己、社会与家庭、国家与个人之间都有着明确的界限，基本上不会越界。“据我大致的观察，在美国，朋友之间不谈工作，朋友归朋友，工作关系是工作关系，不会轻易把家庭、私人感情牵扯进来。”

　　在美国，加藤一直坚持跑步，在跑步中观察、思考，一直是他的习惯。第一次在美国跑步，加藤也有了不一样的发现。“略有清凉之感的早晨，我穿着长袖T 恤和短裤（到膝盖的那种），其他跑者则上半身穿着没有袖子的、比赛用的那种衣服，短裤也只覆盖了大腿的一半。”这在日本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美国人不在乎，于是他认识到，美国人“不在乎自己如何被他人或社会评价，更不会根据别人的评价来决定自己做什么，美国人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美国人不怕丢脸、不在乎周围人的评价，并不等于说美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人的公共意识比日本人强多了。在公共场合，美国公民很清楚哪里是自己的活动范围，哪里是不能‘侵犯’的。对于公共场合的法规，他们也很清楚。”

　　在不断的对比中，加藤发现了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诸多不一样，中西文化的对比、碰撞，丰富了加藤对于美国的认识。

　　傅高义印象

　　加藤在美国接触了众多学者，他在书中专门写到了傅高义和弗兰西斯·福山。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加藤书中的关于傅高义的介绍，让我们认识到这位著名学者的多个面相。

　　加藤介绍说傅高义对日本问题、中国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持续拥有浓厚的好奇心，而且，为了找到答案，他会用一切能用的方法去探索。“傅老在跟我交流时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地提出各种问题，然后把我们的对话记在本子上。长期相处下来，我发现傅老穿的袜子总是有洞，有的洞还很明显，肯定穿了好长时间，但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发自内心地尊敬这位长者，他集中精神做他所热衷的事情，其他的不在乎（其实，他的裤子往往也很破，早就变松了）。我从他的气质和风格能够感觉到，他有日本人的‘职人’精神，也就是最近中国流行的‘工匠精神’。”

　　“尽管我的年龄比傅老的孩子还小，但他一直把我看作平等的对话者。如此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以这样的姿态跟我这个小人物交流，我至今未见过第二人。虽然我在中国和日本也请教过不少很谦虚、很礼貌，也很关照晚辈的长者，但傅老的纯粹和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的姿态还是独一无二的。”

　　“傅老的汉语和日语说得那么流利，运用得相当地道。凭我的感觉，他的日语和汉语水平相差无几，至少我是没有见过能够同时把日语和汉语说得那么好的美国学者。”

　　加藤还介绍说，傅高义通过办“私塾”来了解日本各领域的人对当下日本问题的看法，他召集在美国波士顿地区活动的日本政府官员、企业家、国际组织工作者、学者、记者，在他的家里就日本问题展开讨论。“每次活动中，傅老都是记笔记最多的人，他是抱着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参加’私塾的。傅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始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可怕的饥饿感。”

　　通过与美国各类学者的多次交流，加藤对他们行事风格有个各位具体的认识，例如，他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见面交流，无论动机和内容是什么，一般不超过一小时。加藤说道：“我在美国三年中的大部分会面，要么是我到对方的办公室坐一坐，要么在外面的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聊天，时间一般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率的规矩，大家都很忙，时间太长等于耽误各自的事情，一个小时的认真交流可以让大家以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大的收获。太长，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也难以集中。”

　　美国战略家的真面目和小心思

　　“一、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二、不会轻易浪费时间，只追求低投入高回报的收益；三、特别重视圈子、权威、规格。违背其中的任何一条，他们往往不答应或不接受采访。”这是加藤对美国战略家真面目的总结。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加藤向读者讲述了他发现“真面目”的过程。

　　2015 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他给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发邮，询问他关于某一中国问题的看法，而得到的回复是：“对不起，这不是我感兴趣回答的问题。”这个回复让他觉得不太对劲，如此直接拒绝对方的采访要求，只接受自己愿意回答的问题，而回避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加藤疑惑这是不是学者的自私和傲慢呢。某位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的话，更加让他觉得自己的观察室有道理的，“这些大学里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往往要求我们如何采访，比如，只有在报道中宣传他们的书，才会愿意接受采访。若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制作了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会提出意见，甚至批评。我觉得这些研究者正日益变得自傲”。

　　那么如何让这些“日益变得自傲的研究者”乖乖接受自己的访问呢，加藤也慢慢摸出了门道，“一是当同一圈子的精英同行代为介绍的时候，这往往是一次性的，前后会有客客气气的邮件往来，结束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属于礼貌性的应付了事，毕竟，圈子内的名声很重要。二是在表达欣赏、赞成对方观点的前提下提出采访，尤其举出众所周知的大牌媒体平台的时候。三是第一次约会见面时我发挥得很好，让对方感到跟我交流有好处。”

　　利用这些门道，加藤采访到了持各种观点的战略家，特别是他们对中美的看法。其中一位专家的观点十分有意思。“美国最担心中国民主化，因为那才是中国真正变得强大的时候。所以，美国一方面口头上说中国要民主，要尊重人权等，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当然，若中国说要民主，美国也没有能力去阻止它。美国的建国逻辑立足于民主，所以，即使美国不想中国民主化，嘴上也不能这样说，否则，其建国的逻辑和理念就破产了。”经过反复观察、思考，加藤逐渐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精英其实是不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不民主化，美国才能永远维持全球第一。美国从来不允许有其他国家超过它，在价值观和综合国力上与它平起平坐”

　　“中国”无处不在

　　身在美国，心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加藤，早就将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即使去美国访学，他仍始终保持“第三眼”的心态，以一个日本人的眼光观察中国。

　　全书中，加藤多次提到了中国朋友的帮助，和对中国的感恩。例如，去美国的推荐信是他在北大的老师和FT中文网的朋友帮忙写的。在哈佛访学期间租住的房子，也是通过中国的人脉由在美国当地的中国朋友帮忙写的。他在哈佛其间，受到中国留学生及其他中国朋友的帮助，也让他心存感激。

　　在美国期间，除了关注美国的学者和战略家，中国留学生也是加藤的重要观察对象。他发现，在哈佛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多半已融入美国社会，习惯了美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哈佛跟不同国家的人聊中国，让我感到‘颇有收获’的往往是中国学生。当他们用中文跟我交流时，跟他们用英文跟那些白人教授交流时相比，完全跟换了个人似的，很自信，爱辩论，经常能把自己在中国的体验与到美国后的观察结合起来提出犀利的观点。”此外，加藤也对中国留学生体现出来的某些“特色”进行了解读。相信对于留学或是准备留学的学生和家长能产生一定影响。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加藤还在书中介绍了美国智库的运行机制，中美关于智库建设的对话，以及美国民众对于总统选举的态度和美国的爱国主义等内容。为中国读者呈现了一个开放、多元、立体的美国。

　　《我所发现的美国》内容简介

　　2012年8月，“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带着迷失的状态，离开了熟悉的中国，奔向15岁起就暗恋的美国。本书是他在美访学的总结，在跑步中观察、于行走中思考，从哈佛大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作者采访了美国政治、经济、学术界的诸多重要人物，广泛接触美国各阶层的普通公民，着重关注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生活本身，分别介绍了美国的国民性与价值观、城市与地域、国家与个人、教育与大学、民主与爱国、智库与决策、大选与政治，以“第三眼”的身份将一个开放、多元、立体的美国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在发现美国的同时，作者不断反观中国和日本，这种跨越国家、种族、文化的对比与碰撞，让本书具有了更加独特的魅力。

　　作者简介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纽约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曾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香港《亚洲周刊》、《看天下Vista》、《南方周末》等专栏作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座学者、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访问学者。中文专著有《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日本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其实离不开：加藤嘉一的留言》等。2016年9月赴沈阳担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