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冷冻人丈夫：活不过来也为医学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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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是妻子展文莲的百日祭，按照济南商河的风俗，桂军民会在太阳落山之后去祭奠，“陪她说说话，放她喜欢听的音乐，带着她喜欢的花，就好了。”
　　2017年5月8日，49岁的展文莲因肺癌去世。去世前，她的家人代她完成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决定在死后接受一项人体冷冻手术，将她的遗体存放在容积2000升、零下196℃的液氮罐内——这也被认为是中国本土首例人体全身冷冻术。

　　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共同实施了这项长达两天的手术。据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介绍，在主治医生宣布展文莲临床死亡之后的两分钟内，几位临床响应专家向她的体内注射了抗凝、抗氧化和中枢神经营养等药物，并通过循环系统快速输注冰盐水进行物理降温，同时实施气管插管，启动呼吸机和Lucas2等心肺支持设备，以保障身体供血供氧，维持机体生理功能。十三分钟后，展文莲又被转运至银丰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运用微创双通路体外循环灌注技术，在特制低温手术台上通过体外循环技术将体温降至18℃左右，开始进行血液置换和多个梯度的冷冻保护剂灌注。这些程序完成后，展文莲被转移至一个大跨度自动程序降温设备中深度降温至零下190℃左右。
　　5月10日，在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桂军民见到降温完成以后的妻子躺在特制的床上：她的头露出来，锁骨以下盖着看不见，但从脸部可以看出，因为脱水，稍微瘦了一点，像睡着了，很放松很安详。15秒后，展文莲被转移至超低温的液氮罐中长期保存，期待未来有一天可能被“复活”。
　　人体冷冻术寄托了人类对未来的期许，但也是一项前沿而有争议的技术。世界上有三大提供冷冻人体业务的机构，其中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在1976年进行了他们的首例人体冷冻术。但目前为止，世界上的人体冷冻机构能操作的只有冷冻和保管，“复活”尚无先例——冷冻和“复苏”过程中可能面临严重的细胞损伤，使得保存尤其困难。因此，这项技术更多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低温生物医学工程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静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现阶段的人体冻存更接近于一种遗体保存服务。乐观地说，随着未来新科技的涌现，打破人体冷冻的技术难题，从而实现复苏、存活，也并非一定不可能，但需要艰苦卓绝与极具创新的科学探险。如果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将是人类最重大的科技突破之一。人类将因此突破年龄的限制，实现星际旅行，并“任意切换生命进程”，应用在永葆青春以及对抗疾病等方面。
　　不过，时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曾表示，尽管我国法律没有禁止人体冷冻和长期保存的规定，但这一打破生命周期的行为可能对医学伦理形成巨大挑战。
　　49岁的桂军民是济南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一向健康的妻子突然患上肺癌后，他的生活骤然改变，得知妻子疾病无法治愈后，他将妻子送进临终关怀医院，机缘巧合接触到人体冷冻技术后，他没有经历太长世俗观念的挣扎。
　　夫妻俩都很赞同遗体捐献，觉得人走了，“总得给社会留点什么，能用的全给人家用了，用不了的剩下骨头架子，给送到学校的解剖室去，挂那儿也行。”
　　“未来的技术，我们只能期待以后的事情了。即使活不过来，也可以为医学做一点贡献。”桂军民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我们觉得人走了，总得留点什么。”
　　澎湃新闻：有报道提到，妻子痊愈无望后，你将她转去了临终关怀病房，觉得：“人要走也要走得有尊严”，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呢？
　　桂军民：之前有接触过临终关怀，我的父亲突然发病去世了，那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当时咨询医疗专家，他们说现在的技术，保证生命体征是没问题的，但我们觉得医疗专家都已经判断没有希望了，现有的基础条件下，还不如让她安安静静的，不要受罪。
　　澎湃新闻：你之前听说过人体低温保存吗？
　　桂军民：听说过，最早就是作家杜虹冷冻头颅。只是一闪念而已，我们当时想，要是能做这个多好，两口子都这么着，觉得这辈子没有待够，下一辈子还待着。不过看了报道，感觉我们的经济实力、技术条件达不到，也联系不上相关机构，还有当时人也没有到那个地步。
　　选择这个（人体冻存）是很偶然的事情。我们转到舒适病房（临终关怀病房），刚巧科室主任对生命的认识比较独到。我们在一块儿谈心，自然就聊起这个话题了，他建议我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和银丰前前后后接触了三四十次，去实地看过，与项目负责人聊过，我非常地认可。其次，我和妻子都非常赞同遗体捐献。我们觉得人走了，总得留点什么，我还曾和她开玩笑说：“你把我遗体给捐了，哪能用的全给人家用了，用不了的剩下骨头架子，给我送到我们学校的解剖室去，放那儿挂那儿也行。”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不喜欢传统殡葬，觉得没有人情味，为什么这么说？
　　桂军民：我和我的妻子想为这个社会留点什么，做点贡献。人即使是死亡的，我们身上的东西还都可以用。而火化了，就什么都没了。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死，我想是不是可以选择死后的处理方式。
　　澎湃新闻：当听说可以把这个技术用在妻子身上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桂军民：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同时觉得那我们就尽全力去配合好了，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们把技术存在的问题，将来的发展方向都告知我了。至于未来的技术，我们只能期待以后的事情了。我们觉得有这种希望就要去争取，即使活不过来，也可以为医学做一点贡献。平常她身体非常好，忽然查出来癌症，前期还没有任何症状。即使她将来不复活，如果对疾病的研究有帮助，那我们也觉得值了。我们也想通过这件事情给大家提供一种选择，敬待生命的选择。
　　澎湃新闻：银丰科学院为什么会选择你的妻子来做这个项目呢？
　　桂军民：最主要的条件是患有典型的病；第二就是家属的支持和对低温保存具有一定认知。他们前期也谈过有意向的病人，很多人也是因为家属不同意，最后没有做成。我们考虑得非常细，避免所有的外界干扰，知道的人也不多，我们怕被别人的意见左右，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体会到这是什么心情。
　　澎湃新闻：从今年二月份得知这个项目到最终做出决定参与这个项目，经历了多久？
　　桂军民：没有经历多长时间。一开始知道这个项目，之后谈拢了就直接决定可以做了，然后就是履行一些手续，等待时机。
　　澎湃新闻：在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桂军民：就是一句话，万分地不舍，不到万不得已，就绝不想到这个办法。如果还有别的医疗方法，能挽救她的生命，那我一定会采取别的办法，不会选择这条路。我咨询过美国的专家阿伦·德雷克，他说这种病在美国也没有办法，也得去临终关怀。
　　澎湃新闻：有过心理斗争吗？
　　桂军民：没有什么心理斗争，就是一闪念而已，就想着她后续怎么处理。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个程序，她是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以后开始做的，我们觉得没问题。外界怎么说，怎么评论，和我没关系，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情，法律也没说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我们还能为家人和社会做一点点贡献，也符合她的愿望，所以没有纠结。既然她要离开我们已经改变不了，那么就接受！我们接受以后就要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大程度的实现她的愿望。
　　澎湃新闻：你的家人对这项计划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桂军民：他们没什么意见。除了最早的时候，她大妹子考虑世俗的压力，大部分人都觉得入土为安吧，人已经去了，再折腾她也没什么意义。她没有考虑过我们什么感受，总体来说我们沟通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没什么问题。
　　澎湃新闻：你的妻子呢？
　　桂军民：我妻子当时已经无法表达了，但是她能听得懂，我和她说：“要么，我给你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睡觉去，到了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再醒来，你愿意的话抓着我的手。”她抓着我的手。对我妻子来讲，她希望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更有质量，我们做这个决定也是帮她实现这个愿望。如果因为她能让我们活得更好，我觉得她比什么都高兴。

　　展文莲。  家属供图
　　“她跑得快，真自在，她跑了，把我们扔这了”
　　澎湃新闻：你和家人对这项计划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桂军民：人体低温的状态下是很脆弱的，一个很轻微的搬弄，人可能就碎了。他们提出了一些操作的方案，我感觉还是能接受的。
　　澎湃新闻：你和妻子告别，有说些什么吗？
　　桂军民：比较私密的话，我也不是很善于表达感情。就是一句话，表达的全是爱与不舍。
　　澎湃新闻：看到她被转运到液氮罐长久低温保存之前的状态，你心里怎么想？
　　桂军民：哎……多希望她能醒过来，但是再不舍也没办法。我们觉得还是很满意，至少她是安安静静地、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暂时告别了，她休息去了，终于把挑子全部扔给我了。原来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她操心，我在家里就是甩手掌柜。哎呀，她跑得快，真自在，她跑了，把我们扔这了。
　　澎湃新闻：你觉得你妻子生前是个怎样的人？
　　桂军民：我的妻子是一个善良、正直、有爱心的人。啥事没想过自己，凡事先想着单位、别人，活着累得很，不自我。她平常做义工，每年给农村孩子捐书，送文具，买好了就直接发到学校里，也不吭声。今年，她躺在病床上还在问，还在问东西买了吗？我说买了买了，都放那儿呢。以前，我们小区门口就一条公交线，公交车来得非常慢，有时候四十分钟也来不了一班。大家都在嚷嚷，她直接就打政务监督热线，让公交公司增加班次。一般情况下，她牵头的，肯定会做到底，没有什么事儿做一半儿不做了，就要盯到底，非得要个结果，要个说法。我总说她就是好管闲事。在单位里，她也是个劳模，凡事喜欢亲力亲为。单位有什么事儿吩咐她去，跑得飞快，谁也拉不住。
　　澎湃新闻：你与妻子离别的最后一刻，心里在想什么？
　　桂军民：我怎么都接受不了她会离开我。以前总开玩笑，谁提前跑，谁是当逃兵，她走了并不难受，难受的是我们这些人，我总说我要当那个逃兵，让她难受着。一次，在病床上，我问她，你能陪我多长时间。她说，一辈子。当时哪能知道一辈子这么短，就活了一半吧。
　　澎湃新闻：妻子离开以后，你是否有心结，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桂军民：有过，一开始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回忆所有和她有关的事情，不想去提起来，因为非常痛苦，毕竟她走的时间太短了。后来自己没事看看书，和孩子说说话，聊聊天，看看她生前的东西，还是选择接受，包括媒体采访，我也接受，即使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意，我们不强求别人理解。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有些同事朋友知道了以后也在嘟嘟囔囔，他们在嘟囔些什么？
　　桂军民：就说你穷折腾什么呀，人都没了你折腾她干嘛，让她安安静静的。
　　澎湃新闻：会不会感觉到压力？
　　桂军民：从我内心而言，刚开始还是有压力的，后来想明白了以后就没有压力了。刚开始会考虑到一些世俗的问题，比如说后事的处理，后来通过律师了解到，医疗团队会为我们提供完备的法律手续，就没有什么压力。我们没有做坏事，只是做了一个先行者而已。怎么向人家解释比较困扰我们。人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就没了，还要牵涉到她的朋友，怎么给人家送信，这也是有压力的，后来我们就发了朋友圈，买了墓地——衣冠冢，和父母葬在一起。其实，活着好好对她，走了没必要做给别人看，把自己日子过好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银丰研究院和齐鲁医院的专家正在为展文莲进行人体低温保存操作。银丰研究院供图
　　“希望大家更多关注医生群体和临终关怀”
　　澎湃新闻：你觉得人体低温保存技术，会涉及到哪些伦理问题？
　　桂军民：假如她五十年以后活过来，人的身份怎么界定？我只希望她好好的待在那里，我也希望医学加快进度，将来能治愈她的疾病。更加希望低温、复温的技术有新的发展。
　　澎湃新闻：手术的花费是多少，你承担了多少？
　　桂军民：大部分是山东省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支持的，我们自己几乎不用承担。我们把遗体无偿捐赠给他们，他们在费用上照顾我们。
　　澎湃新闻：有些人认为这项技术普及后，可能会成为富人的专利，你怎么看？
　　桂军民：我不认为是这样，不是富人的专利，肯定是有特殊需求的人去享受这个技术。机构和生命科学研究院有基金项目，是公益性质，暂时不考虑有多少商业价值。
　　澎湃新闻：你有想过为银丰科学院宣传吗？
　　桂军民：没有，我觉得人体冷冻不是焦点，将来舒适医疗（临终关怀）才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我们教育体系缺少死亡教育，大部分人不会面对死亡。不知道怎么对待死亡，怎么让人有尊严的离开，平平静静地走完这一场。我原来道听途说，对医生印象非常不好，觉得医生都是黑心的，后来接触了这些医生，才知道有职业操守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我还想借助这个机会，能让大家关注医生这个职业，理解医生。
　　澎湃新闻：据报道，你也加入了生命延续计划，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桂军民：首先，我非常认可。第二，很现实的，我也想万一她醒了呢，总得有个伴儿吧，总得要有个认识的人。我留下来我觉着挺好，至少还能陪陪她，至少还跟她有共同的记忆。
　　澎湃新闻：你有想过未来的场景吗？
　　桂军民：说实话，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是看不到的。不一定要我看见，下一代人可能看见，或者下几代人看见。不管是谁看见，只要证明这个选择没有错误，人体冷冻事业上我们也做了该做的事情，对社会有益，对她本身也带来一些益处。至于以后的事情，不好说了，我们不知道以后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生命与死亡？
　　桂军民：我觉得生命的存在，是多种形式的。一个人不是说没有呼吸心跳就是死亡，那只是医学上的判断。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点精神，到现在为止，我不认为她离开我了，我认为她只是短暂地告别了我们，偷了个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