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案引发权力博弈，某京官给出极高评价，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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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左宗棠被迫出幕，学界多认为主因乃樊變案。所谓樊變案，朱克敬《冥庵杂志》中有所记载：

“骆文忠公秉章巡抚湖南时，左宗裳为幕客，颇见信用，将吏多忌之。会秉章劾治总兵樊變，疑左所为，诉与京师，事下总督。总督先入斐语，遣官逮宗棠，期必至。宗棠惧辱，托应礼部试入都。”

事起于咸丰九年（1859）底，左宗棠由于樊燮的控告，决定次年正月出幕。左宗棠出幕之后，定意赴京参加会试。当舟行襄阳，胡林翼去信止其赴京，他于是转赴胡林翼、曾国藩军次。

此时，由于樊變案已经牵动清廷视听，中央与湖广地方开始展开激烈的博弈。左宗棠最终平安无事，得益于京官潘祖荫、郭嵩鮝的大力辩护，潘祖荫“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可谓石破天惊，使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左宗棠经邦讳国之才，再加上咸丰朝重臣肃顺的庇佑，咸丰帝决意不再追宄左宗棠之罪，反而下旨曾国藩垂询左宗棠之才，诏曰：

“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曾国藩复陈奏折中大力保荐左宗棠之才，胡林翼亦上奏称颂其能，在曾、胡二人的交章保荐之下，左宗棠终于化险为夷，也终于彻底告别了幕僚生涯。

左宗棠选择出幕并不仅仅因为樊變案之侵轧，更因其性本不喜佐幕。他两次入幕皆非其私心所愿，第一次盖因局势危急，亲友交逼，遂不得不勉力为之，第二次入幕则是由于骆秉章勒捐其婿陶桄，迫使左宗棠出山。

左宗棠入幕之后，并不乐意长期效劳，当“长沙大局略定，思更名隐姓，串匿荒山”，只因中丞推诚相许，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咸丰八年（1858），在与友人胡林翼的信中，左宗棠再次流露出出幕之意，谓：

“志在保桑梓以安天下，而精力顿减，不足副之。又性太刚直，与世多忤，终必罹祸，故欲善刀而藏耳。江西事势稍定，抚、建合围，吾亦从此逝矣。”

左宗棠频年佐幕，只是认为幕府“进退自由”，一旦“为世所指目”即决计出幕。他在总结自己的佐幕生涯时忧心慑掇：“自二年至今，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不绅不幕”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一心渴求安邦救国的左宗棠只能在一块没有立足点的地方施展自己的平生才学，无缘在政治舞台上完整地一展所长。

再加上左宗棠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才、识、略三件，今世实无其匹”，倘若做官则“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仕途阻滞的他更是不安于幕僚之位，深感“与其执笔而筹，无宁枕戈而寝”。直到咸丰十年（1860）国内局势骤变，左宗棠最终完成了由佐幕到开幕的嬗蜕。

左宗棠辟建幕府，始于咸丰十年，这一年闰三月，太平军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清廷经制之师自此损失殆尽，长期立下赫赫战功却被清廷选择性漠视的湘系集团随之迎来了转机。史载：

“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渍，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裳闻而叹曰：“天意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威。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左、胡二氏之自信，预示着新的一个军政群体勃然而兴，孳生于曾国藩一系并曰益壮大的湘系集团，开始自觉擘画此后全国之战局。当时左宗棠恰好在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因与季高商谈大局，图所以补救之法”。清廷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之应变不可谓不快，四月，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即补授两江总督，督办两江军务。

曾国藩的脱胎换骨迅速引起整个湘系军功儒生之崛起，左宗棠适为其中受益之一员。曾、胡两大督抚的交誉不已最终将左宗棠推向了前台，时势日艰的清廷令其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曾国藩命其回湘编练楚军五千人，为了应付庞杂军务，左宗棠大量选用人才充实戎幕，左宗棠幕府即由此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