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乔治·丘奇称对基因编辑婴儿“批评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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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第三天，本届组委会主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David Baltimore 在会上宣读了峰会声明，对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作出大会的最终回应：

在这次峰会上，我们听到一个令人意外且令人深感不安的信息，即人类胚胎经过编辑和移植，已经导致怀孕和一对双胞胎的诞生。我们建议进行独立评估以确认消息所声称的 DNA 修饰是否已发生。即使消息得到验证，该做法也是不负责任，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其问题包括医学适应症不足，研究方案设计不合理，未能达到保护研究对象福利的道德标准，以及临床程序的制定，审查和实施缺乏透明度。

图丨峰会最后一天，组委会的顶尖专家上台发布最终声明（来源 DT 君）

声明中还提到，人类基因组编辑影响的不确定性，使得难以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人类种系基因组编辑在未来可能会被接受，但这些标准包括严格的独立监督、迫切的医疗需求、缺乏合理的替代方案、长期随访计划以及对社会影响的关注。即便如此，公众的可接受程度可能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大会对体细胞基因编辑进入临床试验的快速进展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表示，在目前这个时候，任何使用基因编辑胚胎技术进行临床实验使的行为仍然是不负责任的。

组委会认为，对胚胎或配子的可遗传基因组编辑带来的风险仍然难以评估，临床实践的科学认识和技术要求仍然过于不确定，风险太大，当前无法进行种系基因组编辑的临床试验。然而，过去三年的进展以及本次峰会的讨论表明，现在是时候为这些临床试验制定严格、负责任的转化途径。

最后，组委会呼吁建立一个持续的国际论坛，以促进广泛的公众对话、制定战略、增加不同人群公平获得服务的需要，加快监管科学的发展，提供有关治理方案信息的交流中心，促进共同的监管标准，并通过计划进行和正在进行试验的国际登记，加强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协调。

除了建立国际论坛外，组委会还呼吁世界各国的科研院校和科学、医学学术组织，举办更多的国际峰会，审查基因组编辑的临床应用，收集不同的观点，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建议和指导，以及促进国家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协调。

图 | 峰会声明全文（图片来源：nationalacademies.org）

简而言之，从声明中我们看到大会对贺建奎实验的明确反对意见，以及对人类种系基因组编辑这一大方向有所认同，但回到具体执行层面上，全球范围内、各个社会层面的交流沟通已经非常紧迫。

乔治·丘奇教授：对贺建奎的批评有些极端狂热

与众多科学家的反对和联名指责不同，国际遗传学大牛，美国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在周一基因编辑婴儿消息刚刚爆出时，乔治·丘奇就发表看法，认为艾滋病是一个重大的、不断增长的公共卫生威胁，这一做法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不过，乔治·丘奇教授为基因编辑婴儿的这一番“辩护”，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在 11 月 28 日（本周三）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事后首度公开露面的贺建奎，招致了在场学界大牛和观众的轮番拷问。

同一天，在 Science 网站发布的一则专访中，乔治·丘奇教授表示，围绕着贺建奎的批评有点过度狂热，并表示自己对贺建奎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我觉得有义务保持平衡”，乔治·丘奇说道。

图 | 在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接受各界提问的贺建奎（图片来源：DT 君）

作为遗传学界的顶级权威，乔治·丘奇教授曾被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评选为 2008 年 8 位科学英雄，并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其所在的哈佛大学实验室，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乔治·丘奇是遗传学与分子工程学的双料专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双料教授，美国科学院与美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土，学术研究与科技创业的双料成功者，在当下最前沿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方面，他也是首批利用该技术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科学家之一。可以说，在基因工程领域，乔治·丘奇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也被认为是现代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意见领袖之一。

其实，贺建奎在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演讲前，乔治·丘奇已于一周前看到过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的研究数据，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乔治·丘奇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图 | 哈佛大学乔治·丘奇教授（图片来源：sciencemag.org）

“贺建奎的研究方法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我希望结果不会太坏，只要这些孩子是正常的、健康的，对于这个家庭或者对于这个领域来说都是好事。”

对贺建奎现在所受到社会各界如潮涌般的批评，乔治·丘奇表示，“其他人都是如此极端，只有我处在中间对此保持平衡，似乎我是贺建奎的’同伙’。我听到最严重的事情，是贺建奎没有按正常流程工作，没有通过学术渠道发表研究内容，但他又不是第一个犯错的人。也许就像 Jesse Gelsinger（1999 年在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中首例不幸去世的 18 岁男孩）或者 Louise Brown（第一个通过体外受精出生的婴儿）一样，这也是贺建奎如此受关注的原因。”

和乔治·丘奇和类似观点的还有来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干细胞研究员 Paul Knoepfler，他曾在 2013 年被评为干细胞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50 人之一。

“很难想象（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Paul Knoepfler 说，“有人可能会说，这打断了‘沉默’。其他（这么做）的人会继续进行实验并公开他们的结果，还是停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

图丨 Paul Knoepfler（来源：TED）

然而，在香港峰会现场，峰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 David Baltimore 也对 DT 君直言，他并不认同丘奇的观点。“丘奇并不能代表学术界，他是一位常常会支持最新技术的人，但这一次，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技术”，David Baltimore 说。

两位婴儿的结局究竟是 Jesse Gelsinger 还是 Louise Brown？“20 年内我们无法知道结局”，David Baltimore 说。

组委会工作人员、巴黎第二大学的教授 Jennifer Merchant 则对 DT 君表示，她知道学术界会有人为贺建奎的工作说话，这个人是乔治·丘奇也并不让她意外，因为他一直是学术界中颇具争议的一个人。

图丨 David Baltimore 在宣读大会最终声明（来源：DT 君）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所受到的权威质疑和指责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刻，乔治·丘奇教授的回答确实和业内其他顶尖专家的态度非常不同，例如 CRISPR 技术的两大领军人物 Jennifer Doudna、张锋，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家邱仁宗。

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现场，CRISPR 技术的领军人物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家 Jennifer Doudna 在接受 DT 君采访时表示“很失望”：“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正常来说应该先发表在科学学术期刊上，让同行们先进行讨论，而不是先对公众宣传，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变得扑朔迷离。如果事实真和现在媒体报道的一样，我认为这个团队做法非常不合适。国际科学学会去年才把专家门召集起来讨论这件事，以及这项技术可以真正使用的时间，然后发了文件。很关键的就是，现在，那个文件里所有的规则都被无视了。从临床的角度看，人类基因编辑还没什么必要，而且这件事也没有预留足够的时间让给大众去讨论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到底怎么使用才合适。这些准备工作都没做，这项研究成果就这么发布了”。

同样为 CRISPR 发展和应用作出突出贡献的麻省理工学院华人科学家张锋，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现场接受 DT 君采访时也表示，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对全球科研领域来说都是一种警告，人们应该寻求更广泛的国际间合作，采取一种更兼容并包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让科学家们各自为战。

图丨贺建奎正在进行演讲（来源：DT 君）

张锋认为，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发生在中国让其感到吃惊：“我记得参加第一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时，当时大家对编辑人类胚胎有很强的共识，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各学术界代表也纷纷发表看法。其中，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针对本次事件的发言十分犀利。

他在其演讲中直言：贺建奎已有资格做全人类的主？并向贺建奎连发三问：

“一问：根据我们的规定，所有的临床试验都需要通过学术审查委员会的审核与批准。如果网上报道属实，深圳美和医院既算非南方科技大学也不是贺博士进行基因编辑所在学术机构的学术审查委员会。也就是说，审查无效。

二问：根据卫生部与科技部关于辅助生殖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相关规定，经过遗传修饰的胚胎是被禁止植入人类或动物的生殖器官中的。因此贺博士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

三问：无论目的是基于预防还是提升性状，针对种系基因组进行的基因编辑，都将改变人类的基因库。贺博士，你和你的团队甚至未曾考虑征询其他人类成员意见，又怎么可以擅自修改人类基因库？”。

在会场之外，上百名国内学者更是发表联名发声，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首例胚胎基因编辑婴儿。

从 26 日大会前一天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消息传出，再到今日大会的落幕、重量级最终声明的发出，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绝大多数人都始料未及的事情。

贺建奎的做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指责，各方的表态和声明不断地交织碰撞。本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主办方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皇家学院和香港科学院，旨在探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科学、伦理和社会问题，随着此次最终声明的发布，预料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基因编辑大讨论才刚刚拉开帷幕。

附：乔治·丘奇教授在与 Science 的访谈重点

基因编辑婴儿不道德？

乔治·丘奇教授认为，之前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要暂缓进行人类种系间的基因编辑，他自己也为这项共识作出了贡献，但暂停不是永久禁止。只是说当前要经过审查监督，看起来贺建奎也经过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他自己提供的一定程度的审查。

乔治·丘奇教授甚至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数百项有关动物实验，并且已经有不少人类胚胎的研究，也许会出现镶嵌现象（从单一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同一个体细胞，有不同的遗传组成、染色体结构或染色体数目）或者脱靶效应，但这永远不可能为零。我们也不能等着 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或 X 射线的辐射为零之后，才接受这些检查。”

通过编辑基因来预防艾滋病没有意义？

和其他科学家的质疑一样，乔治·丘奇教授也认为贺建奎选择敲除 CCR5 基因让人感到震惊。在某些方面，这一做法没有太大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做比β-地中海贫血或镰状细胞贫血更有意义，这些遗传性疾病是许多 CRISPR 研究人员的主要目标，也都可以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来预防。但关键是谁能做出最好的第一例。

乔治·丘奇教授认为，通过这种方法来保护女性免受 HIV 病毒感染，会有一连串的小风险，很明显，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测试 CRISPR 技术。

脱靶问题不应该担心？

从 CRISPR 诞生之日起，有关 CRISPR 可能会造成很多意料之外基因突变的担心就一直存在。乔治·丘奇教授认为，“我不能说他们永远不会遇到脱靶问题，但在我们开始指责之前，先保持客观，脱靶效应是可检测的，但并不一定是临床问题。没有证据表明细胞和动物实验中存在脱靶问题。”

乔治·丘奇教授还拿自己团队的研究举例，在他们所做的基因编辑猪中，有几十个 CRISPR 突变，小鼠研究中也有 40 个 CRISPR 位点被改变，这些动物都有脱靶效应，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会导致负面后果的证据。

贺建奎事件会对基因编辑领域造成伤害？

乔治·丘奇教授认为，在基因治疗的早期阶段，有三例死亡事件严重挫败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可能让我们更加谨慎，但基因治疗肯定会继续发展。而且乔治·丘奇教授表示，“我不认为这些孩子（贺建奎基因编辑的婴儿）将会死亡。”

贺建奎会为他的错付出代价？

对于各界对贺建奎的研究不够公开透明的指责，以及在将胚胎移植到人体之前没有向科学界声明的批评，乔治·丘奇教授表示，这些都是有效的批评，贺建奎也会因此付出一些代价。

但乔治·丘奇教授认为，“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关注这些婴儿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