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秘卷》：我们这个时代的“破解”与自洁

悠闲客栈

与其置身事外、非黑即白地树立一个道德标杆，不如投身于这些看似铁板一块却潜藏了种种变动契机的现实里。因为相互制衡，有可能此消彼长，由坏事变好事，既藏污纳垢，又能内在激发出自洁的力量。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现实感真正塑造了刘醒龙创作的内核。而能否在小说内外调动起人心的自尊与向上的力，才是他创作最本质的追求。

“抱着父亲。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读罢《黄冈秘卷》，耳畔宛若回声的，就是刘醒龙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开篇的这两句话。《黄冈秘卷》是一部“归乡”的书，泼墨晕染开黄州一带的原野传说和刘家大塆走出的人物命运。而“我”对父辈的追根溯源，则引导“我们”卸下浮华虚荣和萎顿怯弱，要在截断时间洪流的刹那间重振精神。这部长篇新作也可以被读作刘醒龙创作实践的一次“原乡”，是作家对自己创作基石的回顾和检阅，是带着珍视与坚持，去夯实那些最根本信念后的再出发。

刘醒龙善于在谜题侦破式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对人生困厄的探寻中，将历史记忆与时代病症关联起来。在这部长篇新作中，从“我”有关故乡传说的散文被意外收录进高考教辅《黄冈秘卷》一事，既铺叙开以祖父、父亲老十哥为中轴的家族秘史和革命传奇，又步步拆穿老十一与地方政府间利益交换的黑幕。老十哥把自己全部身心交给组织，老十一则笃信“智慧”比“志气”重要，在兄弟俩截然相对的价值认同与人生际遇中，写出了时代转型的反讽与阵痛。

从这点看，《黄冈秘卷》延续了刘醒龙创作中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与“发展”伴生的伦理价值困境进行批判性思考。但有意思的是，小说重心又不在针砭善恶是非，甚至不惜以过于繁杂的枝蔓，去扰乱读者，无法对其中人事做出轻易裁判。比如，小说一开篇写高中女生北童要火烧《黄冈秘卷》，这愤怒大概特别能引起对应试教育不满者的共鸣；但读到后来，读者又会发现《秘卷》的主编其实是两次高考落榜后以花样年纪嫁给老十一做第六任夫人的紫貂，让看似刁蛮无解的怪题也有了理与情。再如，老十一要地方政府“钦定”《黄冈秘卷》为通行必读，以此作为投资修建南门大桥的条件，无疑给“倚重斯文”染上了权钱交易的阴影；但王朤撬开县主官红旗轿车看到两本《黄冈秘卷》后的迟疑，父亲在明了真相后仍主动拆迁让路的决定，又让你无法仅仅以表态的方式，去谈论腐败滋生与文教传统、经济发展间犬牙交错的联系。

这当然不是对现实矛盾的妥协。有的批评忽视了刘醒龙直面现实复杂性的深度，看轻了他在小说中捍卫人文理想的途径。与其置身事外、非黑即白地树立一个道德标杆，不如投身于这些看似铁板一块却潜藏了种种变动契机的现实里。因为相互制衡，有可能此消彼长，由坏事变好事，既藏污纳垢，又能内在激发出自洁的力量。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现实感真正塑造了刘醒龙创作的内核。而能否在小说内外调动起人心的自尊与向上的力，才是他创作最本质的追求。

于是，《黄冈秘卷》中最打动人心的，当然是父辈们始终与时势欲望格格不入的一身硬骨头，但它又不止于为英雄树一座碑。从少年壮志到英雄迟暮，从天下兴亡到儿女情长，小说中父辈形象塑造最成功之处，在于撑开这样一个绵延生长的叙述空间，在其中把抽象的信念和理想，都还原成了可追本溯源的因因果果。就好像小说中由“轿车”串起父亲的人生：15岁少年时也曾立誓要为刘家大塆争光，当大官坐轿车，把名字印在家志上，却因福特车入狱，在国教授的启蒙下，明白了“革命就是让这些坐轿车的人也和大家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小福特车发夹”是父亲不得不为忠诚割舍爱情的一份遗憾，但若没有对福特车的喜爱，父亲不仅在劫难逃，也无法找到组织，从黄州易帜开始他一辈子的革命路；把轿车当作“埋葬腐败贪婪的黑棺材”，是父亲毕生的志业，儿女们以为他只是偏执地“对代表工业化水平的轿车咬牙切齿”，其实他最清楚“路与桥”如何能真正实现“人行车走”的含义。在刘醒龙笔下，类似的事物符号不再仅仅承担推进叙事的功能，也不是某个固定的象征意象，反而像万花筒一样，在变动中照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父亲是执拗得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但心底也有此情绵绵对过去人事的追寻；他是舍小家的“公家人”，但你也难截然区分他在退休工资一事上的隐忍与坚持，究竟是事关组织名誉，事关人生价值与个人尊严，还是出自家人间的体贴。如鲁迅先生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而《黄冈秘卷》中其他交织着稗官野史、民间传说的人物故事，如祖父不随政治摇摆坚持他对林家的态度，苦婆捍卫的“穷人的尊严”，王朤讲苏轼诗时的身世感怀和家国抱负等，更成为父亲的一个个重影，既让你感受到黄州一带锻造这风范的文化基因，也让你看见这相似的情怀与理想可能生长出的多种姿势。

或许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刺痛神经的分裂与冲突，一方面，作家被期待着不妥协地“正面强攻”现实，但现实感的匮乏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诉求渴望超越现实主义的心理，又使作品更多陷入荒诞叙事的各种变体，只不过隔靴搔痒一般对现实做出符号性再现。另一方面，尝试在创作中重建理想价值，又极易遭遇“浅薄的温情”、“道德理想主义”、“主旋律”等怀疑，实际是用一种相当简化论的方式去回应“去崇高化”时代文学与政治、资本不可避免的纠缠。对现实或历史复杂性的书写，是否一定要采取对抗性的方式？对人性复杂性的领悟，是否一定要聚焦于人的异化？我想，刘醒龙创作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撇开这些“影响的焦虑”，寻求来源于生活的破解。

《黄冈秘卷》中《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双线设置，可以视作是作家有意要从历史反思与文化寻根中为当下汲取精神力量。他既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把革命简化为欲望与暴力叙事，也反思仅仅以传统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疗救现代化的迷梦。两条线索间的冲突在小说结尾处的合流，可以见出作家的观念与主张。但即使没有这些文本中的提示，读者也不会迷失在“黄冈秘卷”里。因为小说中那些动人的细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体验。

读到父亲突然有一天竟在意起《组织史》上的籍贯，我们会不禁疼惜老人们在行至生命终点时对落叶归根的期盼；读到父亲一人站在沙堤溃口，等着逃走的人们纷纷返回，我们会感受到即使勇武如父亲也有内心的恐惧；读到父亲凛然背诵林觉民“绝命书”时，我们会自觉补上被遗漏的头半句“意映卿卿如晤”；读到父亲和“我”终于发现少川就是海棠后人时，我们也会为这跨越时代烟尘的因缘际会感慨万分。刘醒龙在《黄冈秘卷》里特别用到“我们的父亲”这一特殊表述，的确，因为有了“我们”的应答，父亲的形象才越来越清晰可见。

法国文论家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里有句精彩评语，“与其说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说是他‘创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会，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与他们碰面”。生活的内容无限充盈，只是缺乏“看见”的形式。刘醒龙曾在散文中写到，“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那么重回故里、与父辈们的精神遗产对话，就是文学所能赋予的自洁的形式。毕竟“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