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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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沈从文家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欢喜的情节不多，多是难过。

　　看到沈从文没有房子住，难过；看到他被下放，难过，看到他的情书丢失，难过。

　　动人的细节

　　有一个细节，是有关想念的，大约是1938年4月左右，沈从文到了昆明，想让张兆和也南下团聚，可是书信再三，张兆和均不动身。沈从文很无助，甚至怀疑张兆和有了外遇。最后，万般无奈的沈从文给只有四岁的儿子沈龙朱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如泣如诉：“小龙儿，你怎么还不来？我很想念你们。很希望姆妈早些日子带你和小弟弟上路。这里石榴如碗大，不来吃，岂不可惜。黄色桃子也如碗大，快要完了。枣子初上市，和三婆家院子里枣树结的枣子一样甜。你小房已收拾好了，只待买小蚊帐……她（指张兆和）不愿来，我盼望她托个人让你来。你来这里我使你上学校，同好些小朋友玩。还可送你出城看大黄牛，看马，骑马，骑牛。我欢喜你，想念你。你是我的好孩子。”这信自然是写给张兆和看的，都有些赌气了，里面的好多字词充满了淘气又无奈的表情。张兆和看完信以后，思想斗争了好一阵子，才带着两个孩子和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动身去昆明。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恋爱，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坛佳话。那些动人的细节不知打动了多少后世的读者。然而，翻阅这册《沈从文家事》，可以推测出，从1950年开始，有近20年左右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基本处于分居状态，而原因竟然是房子太小，住不下，沈从文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心酸的打鼓

　　1949年初郭沫若的一篇批评文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里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种类似于政治压迫的文字，对于性格内向的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开的宣判。患了抑郁症的沈从文曾割腕自杀过，但被沈龙朱及时发现而未遂。

　　沈从文的“思想落后”给两个儿子都带来了麻烦。1949年夏天，沈虎雏考了北京四中，老师都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儿子，常常问他，你父亲最近好吗？你父亲是辞职还是被北大解聘的呢？

　　沈虎雏在这种异样的氛围内觉得很压抑，回到家里也决定帮助父亲好好改造。他想让沈从文和人民大众融入到一起，所以，想教父亲学扭秧歌。沈从文便说：“我不扭，我给他们打鼓。”

　　当时沈虎雏正在学校的一个锣鼓队打鼓，所以马上给沈从文找到了一面鼓。他本来以为沈从文会敲出和他一样的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节奏来，哪知，沈从文敲鼓的节奏飘忽轻柔，让沈虎雏很意外。于是他对沈从文说：“爸，你的确会打鼓。可你的调子与人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锣鼓节奏，才能把大家指挥好，扭得整齐一致。你这么自由变化，人家一定不允许。”

　　沈从文答：“休息的时候我才打一会儿，他们承认我会打鼓。”

　　“他们承认我会打鼓”，这句话说出来都有些像是相声台词，写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与弱势。那种被别人否定后的又没有办法反抗的自卑感，也在沈从文身上扎了根。

　　就这样，在30年代靠写作在北京闯出了一个传奇的沈从文被生活改造成了一个打鼓的闲人。他不再写作，从1950年始，他几乎没有再写一篇小说。

　　然而，打鼓并不能保证他的人生从此安静。1969年秋，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当时沈从文因为身体不好，可以不下乡。因为毛泽东在通知里这样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可是张兆和刚下乡不久，林彪又下发了一号令：疏散老弱病残，让他们投亲靠友去。于是，沈从文的下放路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