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忧伤》：一部传奇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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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近出版的《民国的忧伤》（东方出版社出版）中，祝勇说：“从晚清到民初，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光明之子’心中的理想国在晚清以来中国历史中的贯穿性意义。”

　　《民国的忧伤》中，众多历史人物驰骋其中，穿插交织成一幅民国传奇人物志：精于算计、起于革新止于复辟，终于难逃宿命的袁世凯；海内外交游广泛因袁世凯而为总理又因其而仓惶出走的唐绍仪；才华横溢，却对现实世界的黑暗严重估计不足的宋教仁；以文字之力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梁启超；在虚妄绝望中默默抄着古碑的“老青年”周树人；从“好人政治”到推进制度变革的胡适；始终以“革命者”自居的蒋介石……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即写道：“唐绍仪决定出走。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唐绍仪没有犹豫。他干净利索地换上便装，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两三个随从，走出麻线胡同3号的宅院。胡同彷佛麻线，把他的心紧紧缠住。他的心里很闷，想摆脱那些麻线的纠缠……”历史学者对这样的叙事显然是不能苟同的，但作者以如此笔法，明显是想用文学笔触还原真实厚重的历史人物。

　　如，该书在讲述推动内阁制第一人宋教仁的时候这样说：宋教仁在被刺几日前，谭人凤、陈其美以及《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都曾提醒其有关暗杀的消息，但是宋教仁不以为意，他认为这是谣言：“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由此卑鄙残忍之手段？”他还说：“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尤其在其被刺将亡之时，他极为痛苦，告知于右任三事：“一是，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古人为我照料；三是，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劲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这样临终遗言，让人潸然泪下。这样惨淡的心态，更让人感慨不已！故后人赞其赤子之心。然祝勇把他放在大环境中考量，他不仅过于天真、纯真——身处于大变革之浊世中，不知世界之黑暗、社会之险恶，竟如此盲目乐观，不但对自己毫不负责任，对其理想与事业亦是不负责任的。

　　哲学家尼布尔曾把宋教仁这类人称为“光明之子”。他认为，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世界，然而他们却不能清醒地理解和应对黑暗，对于人性的弱点、社会的黑暗认识尤为不足。在他眼里“光明之子”如宋教仁者，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

　　祝勇在该书也写出了这位“光明之子”的局限。他说：“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制度的现代化未必同步。宋教仁低估了他所面对的现实，没有必要的对策，也不懂‘韧的战斗’。一粒子弹，只要一粒子弹，就可以打垮他的全部理想。”同样，在第一章《迷宫》中，作者在写唐绍仪出走后，亦不无感慨地说：“他的出走在政治版图上形成的缺口，在他身后迅速地合拢了。蜂拥而至的政客，挡住了唐绍仪瘦小的身躯，在崇尚实力（暴力）的民国，心存宪政梦想的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这样的思想火花可以作为本书的注脚，足以看到作者行文之中的精神。让人难免去思索：民国传奇中的一个个鲜活个体到底“失”在何处？那些唯知争权的政客到底为何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

　　作者以文学的手法、思想性的表述，回顾波澜壮阔、云波诡谲的民国传奇。甚至，作者面对一个个被误读的历史人物、充满理想的高贵人物，在行文中或多或少地都会把个人理想、内心愿景投射到他们身上。或许，这种强烈的个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修饰了他对于历史的陈述。即使如此，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写作的探索呢？

　　民国迷局的探究远未抵达终点。所以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用《传奇未完》作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