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0》的上架感言提出的“南宋和明末”问题

xiaoniao290

奶瓶战斗机的那本。

其实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  南明为什么没像南宋一样守住半壁江山？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部分回答：一、南宋国力比南明强。二、女真人比满洲人愚蠢

一、南宋国力比南明强

靖康2年4月，金兵撤离开封，5月份，赵构登基。这时候，北方的国土仅有河北、河东几个州县曾被金军攻占过，占这两路的州县数的1/3左右，其余的宋朝领土甚至未遭战火，依然忠实的服从于宋朝中央。

所以宗泽镇守东京，吸纳河北河东义军，金军一时也不敢再度南下，毕竟金国刚刚兴起，吞下的辽国土地还没有消化完，而且还有个耶律大石很可能从西边杀个回马枪。更何况比起契丹和蒙古，以及后来满洲和蒙古的亲密关系来，女真和蒙古的关系实在是不太好。

当然，等宗泽病死，赵构任命杜充当东京留守，一切全完了。

杜充中止宗泽的北伐部署。切断了对所有北方民间抗金武装的联系和支援。等到金军南下时，杜充不但带头逃跑，还扒开了黄河（八百余年后，蒋公又效法了杜充），最后当了汉奸。

然后金军就顺利南下，河南山东等地失陷，金军搜山检海捉赵构，任凭赵构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为了解救赵构危局，张浚率领西军主力发动了富平之战，结果惨败，丢失了整个陕西。

但金军的攻势到此也就到了顶峰了。

因为我要说下面的部分了。

二、女真人比满洲人愚蠢

首先，女真人消灭辽国和北宋是在一代人内完成的（金太祖和金太宗是兄弟），比起第三代人才入关的满洲人，女真人对统治农耕地区，争取士大夫方面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打下开封连个军队都不留，导致张邦昌伪政府迅速垮台。

不管是扶植傀儡政权还是后来自己上，女真人控制力都不行。比如金国对陕西五路的治理，就只能依赖张中孚、张中彦、折可求这样“皆久据一方，敌（指金国）亦难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的北宋西军降将兼地方实力派，而这些降将又大都是墙头草，形势一旦稍变就可能改旗易帜；对河东、河北地区大批“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的地方势力（如河东韦佺部），也只能是“无如之何，羁縻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此外自金军南侵开始就遍及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屡剿不绝，特别是1139年，由于金国在华北地区已经“法苛赋重”、仅河东北路民众赋税负担就较北宋末“增十数万斛”（《金史》卷128《范承吉传》）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凡积官私债务者都要以身抵债、没入官中或给女真贵族为奴的政策，导致在北宋时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为削弱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纷纷毁家弃业投入抗金义军，“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脆弱的行政机器+尖锐的民族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遍地干柴只等星火燎原，进一步动摇了女真人统治的同时，也给南宋军队特别是岳飞所部联络发展敌后义军提供了绝好的基础。

由于女真人当时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辽宋两国，所以在进入中原地区接触先进文明后，女真人也像历史上众多异族先辈一样，好的坏的都开始学，而且好的学的慢，坏的学的快。。。比如生活渐尚豪奢，军队耐艹程度下降之类，所谓“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札子》）；“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王庶第二札子》）。

不过对金国国力影响最突出最直接的，还要数统治阶层的迅速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剧烈内斗——在攻宋之初，金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带着原始部落遗风的贵族合议制，大位传承多为兄终弟及，官制军制也很简陋，相对还算和谐；但破宋之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权力的增加和执政理念的分歧（主要是汉化+中央集权和保持女真特色+坚持分权的矛盾），金国上层的内部冲突很快激化，先是一些方面重臣的权力压过了中枢，如粘罕建立的西元帅府，一度连金太宗都难以辖制；接着金太宗死后，金国上层又围绕立太祖之孙还是太宗之子分成了两派，完颜宗干（金太祖庶长子，金熙宗完颜廪的养父，海陵王完颜亮生父）、粘罕（金太祖太宗之侄）、完颜希尹（金初开国功臣，粘罕心腹）、完颜宗弼（即兀术，太祖第四子）为一派，完颜宗磐（金太宗长子）、完颜昌（即挞懒，金太祖太宗的堂兄弟，兀术的堂叔）、完颜宗隽（金太祖第六子）为一派。而宗干和兀术扶持的金熙宗上位后，先是借力宗磐、完颜昌等人干掉了粘罕一党，顺带手废了粘罕扶持的伪齐；接着又依靠兀术、宗干灭掉了宗磐、完颜昌一党，顺带手废了完颜昌主导完成的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这次和议订立于1139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但金国至少是名义上把陕西五路和河南地都归还了南宋，因此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对此极为不满）；再后来兀术又在熙宗和其皇后示意下灭了完颜希尹。

总之从1135年前后到1139年，金国上层就没消停过。而这种剧烈的内斗，对金国军事力量的损害非常大。因为这里面死掉的粘罕、完颜昌，以及被粘罕连累、先“失兵柄”后被调离燕云地区搁置后方的完颜希尹，都是金国开国初期的重要将领。


   而在同一个阶段，南宋的国力却一直在迅速恢复中。

军事上，南下的金军先在江南受挫于韩世忠、岳飞、张荣，后在关陕惨败于吴玠，最后又在1134年失去了李成一度攻占的荆襄六郡，东中西三个方向上都彻底丧失了进一步南侵的可能；宋军自身的战斗力也在战争中迅速提高，名将辈出而且多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兵员充足（南宋到1140年已经有30多万的正规军兵力，总体数量高于金军），不但防守有余，有些战区还能主动发起对金军的攻势。

内政方面，三位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赵鼎功不可没。在他们的执政下，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吕颐浩进行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农民起义到1135年左右也基本全部弭平，朝野上下北伐复国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包括后来只想偏安的赵构，都因为刘豫称帝和父亲病死他乡的刺激很是奋发了一阵子，多次表态要收复中原，一度将行在迁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

但是，这么的好形势为什么没能光复北方呢？因为当时华夏气运不好，在关键时刻赵构和秦桧出现在了皇帝和宰相的位置上，导致本来占优势的主战派势力一败涂地。

具体可看岳飞到底为什么会死以及赵构为什么要议和

http://www.lkong.net/thread-806857-1-1.html

总之呢，在绍兴十一年，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取得赵构的支持，发动了大清洗。主战派的主要军事负责人岳飞死于狱中，另一军事负责人韩世忠被送检查机关侦查之后罢黜。此外，还清洗了摧锋军等地方军，迫害了韩京等主战的地方军负责人，同时在政坛上横扫了主战派的众多文官。

顺便说一下：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某些网文胡编乱造的所谓“反对北伐的南方士大夫”集团。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首先，宋金南北对峙状态下，淮河到大散关一线战事频频，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淮东、京西、四川等地，由于地处前沿战场，不但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且始终处于需要时时防备敌军来袭的惊扰之中，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繁荣。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收复失地，把前沿推回河北甚至燕云一线；
其次，由于要防备金军南下，南宋的军备其实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裁减，这点连赵构这样的都能明白，老百姓只会更明白。而且巨额的养兵费用在领土缩小的情况下，只能仗着北宋时期留下的商业发达、民间经济潜力大的好底子，通过加税来保证收入。南宋时期的酒、盐、茶等专卖项目，税额也远比北宋时期高。这种情况下，唯一减轻军费开支的可能，就是把金军消灭或者推回塞外以后，借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地利之便，裁减一些兵员。或者就算不能裁军，好歹恢复到北宋时的状况，要养兵大家一起养。
再次，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其实尚未完成由北到南的转移，北方地区在经济上的活力和作用仍然很大。比如河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退化（主要是土地沙化、盐碱化），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优势，但是在其他类型经济上仍有实力，桑蚕养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很发达，在北宋年间号称“衣被天下”（关于当时南北经济的状况，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考《宋代地域经济》一书）。另外当时大部分煤矿铁矿和一些盐矿也在北方，所以南渡之后，南宋的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都远不如北宋时期，衰落严重，食盐质量也因北方陷落、盐产地减少而大为下降。而如前所述，金国占据北中国后，由于经济形态落后+行政管理体制粗陋，本族人口也不足，利用不了这些条件，只是白占地方；但宋朝如果能收复失地，在北方地区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白了，在管理系统足够成熟、当地资源也有价值的前提下，收税的地盘肯定是越大越好。或者即便不能恢复，也能把战线前推，减轻淮浙、四川等富庶之地的安全压力和发展阻碍。

总之如果不北伐收复失地，南方百姓不但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忍受原本富庶安定的乡土成为前沿地带的弊端，还得容纳数量巨大的北方难民。倒是北伐收复失地可以极大的减轻这些压力。再加上靖康、建炎年间，金军南下时曾打到京西、江西北路和两浙大搞三光政策，其事到1140年不过十三年，所以即使是南方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很清楚对他们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谁、以及这种威胁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
更不必说利益权衡之外，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也相当强大——靖康年间北宋国都被围下勤王诏的时候，南方响应的官员和民间义军都不在少数，甚至连远在福建、两广的民众都组织地方武装“越数千里而勤王”（《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考虑到古代的各种技术条件，这个凝聚力已经很可以了。

以上这些得失义利，当时的百姓看的很明白，执政的士大夫阶层也大部分看的很明白。所以第一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临安街头才会到处有声称“秦相公是细作”的揭帖，群情汹汹几致生变；岳飞后来被害时，才会有“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都人皆涕泣”（《老学庵笔记》卷1）的民怨沸腾。

要记住一点，赵构南渡以后任用的历任宰辅大臣，除了早期的汪、黄和秦桧，其余的几乎都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区别仅在于具体方略不同、能力也有差别而已。其他文职官员和在官不在官的士大夫之中，主战的也是多数，而且很多人不但有恢复之志，也有恢复之才。如督抚西线战区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即是江南士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信用吴璘等人，坚持抗金，直至在第二次绍兴和议与金人争领土画界时发恶疾而死。另外秦桧上台完成和议以后，下手迫害最狠的也不是武将，而恰恰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当时不存在所谓“反北伐文官集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