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十七岁》

dragonkym

　　对于许多小说家来说，寻找家园是一个重要的小说母题。寻找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种回归的过程，至于回归的目的地，可以指称为“家园”，也可以指称为“童年”，“回家”，“精神故乡”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在内在的旅途上跋涉地愈深广，那么，所观照出的家园特性(即个体与亲人、社会、大地的本真联系)就会愈发纹理清晰，诗性葱茏。
　　作为一个习惯书写中原乡土的小说家，田中禾始终以密实的笔触，在不同的方向上切入中原乡土那发达的根系，勾勒出的不单单是乡土画卷这个表层的因素，而是乡土世界中的人本特性、情感维度、历史真实等家园之根的要素。最新长篇小说《十七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3月第一版)的出版，践行了其一贯坚持的乡土、情感、母爱的写作主题，以及真实、本色的写作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这部建基于个体回忆的小说，以“变”为视角，审视了身处历史语境中的个体存在，触及了“自由”这一人本的问题。
　　一 重现历史真实与亲情写作
　　上世纪以来，随着分析哲学和新历史主义的兴起，所谓历史真实的命题遭遇前所未有的颠覆和解构，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大张其道。流风所及，在文学中，整体的真实观同样也崩塌了，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书写中，所能找到的只是些许真实的碎片。解构真实的风潮同样覆盖了近二十年当代中国的小说写作，从而导致了各种叙事魔方的兴起，先锋写作也好，新历史小说也好，等等，在消解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构建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对历史事件也加以大规模戏仿和拼贴。尤其在当下，文学的商业化愈加强化了作家们的某种写作策略，故事化，传奇性，悬疑性等等，替代了传统小说中人性、人情的因素，成为小说的显性因素。
　　如何回归人情、人性的立场，是《十七岁》的重要写作策略。这个策略直接朝向如何还原历史真实的问题，小说对还原历史真实的两个向度进行了整合，既包含了对历史精神的敬畏，又采用历史细节的忠实记录作为细部支撑。毋庸置疑，《十七岁》是一部自传色彩颇浓的小说，十七岁作为人生的切片，是小说叙述的切入点，不仅是“我”的人生切片，还涉及到家族中的其他人等，他们包括母亲、大姐、二姐、大哥、二哥、春梅。来自不同时空的十七岁的切片被作家置放到一个平面上，并以此为节点，展开那些血肉丰满的人生细节。
　　在笔者看来，对历史真实的还原不仅需要作者良好的文字呈现能力，更重要的则是思想立场以及主体将心比心的情感态度，即如何看待历史，在这部小说中，具体体现为如何看待民国史的问题。小说中，母亲的十七岁处于民国早期，而大姐、二姐、大哥的十七岁则位居民国晚期，二哥和“我”的十七岁则横跨民国和新中国伊始的阶段。众所周知，因意识形态的强化及某些观念的预设，导致无论历史学的框架还是小说史的考察，每当涉及民国史总会有不同程度的遮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阶层分类理论，社会学方法等等，在诸多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存在。让人欣慰的是，田中禾先生在这部作品中抛却了这些预设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站在中性的立场，选取人情和伦常的角度，娓娓道出那些在岁月中沉淀甚久的历史细节。
　　以十七岁的切片为生发点，作家呈现的是家族史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延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乡绅到工商阶层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从党派之争到全民族罹难，称得上是一部中原地区底层社会的完整画卷。在这部画卷中，每个人都立体的活着，作者并没有紧盯住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这些宏大层面，而是准确切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再现他们的人伦诉求、交往准则及对待生死的平静。提及家族史的叙述，很容易让人想到现代史上影响很大的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也是相关旧时代的家族史叙述，在这部明显带有五四色彩的系列小说中，反叛和追求进步成为最显著的主题，无论是“大哥”“瑞珏”“鸣凤”还是“我”，皆是旧式家长制拼命扼杀的对象，他们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切合了人们关于“新家国”的想象，家族中的长者则恰恰相反，他们纷纷被作者设置到“反动保守”的立场上，并加以强烈的控诉和批判。由于此三部曲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余波所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读者的价值判断。多年过去了，距离那段历史越远，今天的作家反而能跳脱开时代局限性，以自然轻松的笔触去打量那段历史，开掘个体的记忆。在《十七岁》中，你很难找到二元对立的立场，作者满含温情地向我们叙述了家族成员在十七岁这个切片前后所发生的一切，历史的片断因为“去敝”而得到“澄明”(海德格尔语)。
　　因为一头驴子的丢失，母亲在十七岁那年走进了父亲的世界，这个细节饶有兴味，但这就是过去时代的真相，这个事实既不涉及民众的麻木，也不涉及家长专制类的命题。农民有他自身的立身处世的逻辑原则，即女儿大了要嫁人，再加上应时的利害算计。所以，当一个手工业者以小手段(指隐瞒年龄，找替身去母亲家见面)将母亲迎娶进门，母亲虽然有些愠怒，但很快进入角色，不仅成功的转型为能里能外吃苦能干的新媳妇，而且在以后的岁月变故里，一个人成了整个家庭的脊梁，羽翼几个孩子的长大，在充满波折和变数的时代风潮面前，带有预见性地引导着几个孩子的人生方向，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二姐及二姐夫，还有大哥选择站到中共领导的新生政权一方，后面皆可见母亲那隐隐的推手。从十七岁的田家小妮子到张家媳妇，再到寡居的张二嫂，再到田琴的身份转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紧随时代波折前行的女性形象，这是母亲不断的自我身份调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开明的思想和阅世的深度。母亲还有她的不变的一面，即她的隐忍、坚毅、善良、豁达大度等，这一不变的一面与北中国诸多底层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她们的默默守护和自我牺牲的品格，才使得大变动中的中国得以继续运转和前行，这一点，可能与革命或者制度的维新无关，却与社会结构的良性积淀密切相关。因此，与其说《十七岁》这部小说是一曲献给母亲的赞歌，不如说是一曲献给中国底层众多女性的赞歌。
　　作家的中性写作立场在另外两个细节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其一是关于李春梅的叙述上，她是一位在家族中非常特殊的人物，所谓特殊，指的不是她的出身或其他，而是在反右的政治运动中，在二哥的人生坠入谷底的时候，选择了与自己的丈夫划清界限的立场，从此脱离家族的视线，成为一个他者，准确地将，她是一根嵌入家族喉管的鱼刺。面对这根鱼刺，作家既没有采取敌对的态度，也没有特意地矮化对方，而是如实地书写，依然将其当做自家的一份子去书写，这份宽容的情怀颇让人动容。李春梅是带着小聪明和小把戏登场的，在和二哥见面的过程中，她故意遮盖了自我的小小生理缺陷，虽然有点小小的介意，但以母亲为代表的家族以一颗包容心接受了她的到来。作家毫无隐讳地写到了她刻苦、勤快、能干的优点，也写到了她工于心计的心理特性，既遵循了性格即命运的逻辑主链条，又考虑到了人的性格本身的立体性，从而表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充分尊重。
　　其二是对日本侵华事件的处理。作家就出生于日本飞机轰炸县城全家下乡辗转逃难之际，通过他人的多次转述，使作家对之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和回忆。战争的残酷性，侵略者的歹毒和蛮横在小说中有着逼真的描写，“清真寺旁的大树上挂着一截血肉模糊的人腿，零散的肉块和衣服碎片在树枝上当风颤动。老五奶和她的孙子一起进城赶集，刚跑出南阁，一块弹片把她的半边脸削平。”这是小说第一章节中的一段描写，惨烈和内心之痛可见一斑。但在另一处，当日本兵进城驻扎后，作者还写到一个负责采购的矮胖曹长，这个日本兵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嘻嘻哈哈地和小城居民开玩笑、骂人，人们叫他“老头儿太君”，他在街上走过，连小孩都敢不避让，小孩一边叫他老头儿太君，一边摸他的屁股，当日本战败的时候，大家听说日本人把不能回国的伤员都枪毙了，母亲和许多人都为这个老头太君担心。这是日常状态下的人性表现，作家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将其符号化。总的来说，这两处细节放在一起并不冲突，皆是源于作家既忠实于历史的过程和结果，又忠实于内心的人伦准则，所以才会出现两个反差极大的细节狭路相逢的局面。
　　总之，小说中诸多人物在十七岁这个节点上所产生的转换和变异，作家在处理上并非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潮的刺激和推动，在直接性因素上，而是设定在家庭亲情、人伦积淀、乡土文化惯性这些更为厚实的因机之上。也正是出于作家不虚美、不隐恶的立场态度，《十七岁》所涉及的民国晚期—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才会如此地鲜活，并枝叶分明。
　　另一方面，因涉及家族史的叙述，作家在小说中必然渗透进诸多温情的因素，毕竟，十七岁的人生切片，直接对应的就是青春与诗性。如果说田中禾在10年出版的《父亲和她们》这部长篇中倾注的是人性的拷问和文化的忧思的话，《十七岁》这部长篇中，除了人情、人伦立场的回归外，倾注更多的则是自我的一往深情了。歌德曾把艺术作品称之为一种丰产的神圣精神灌注的结果，《十七岁》可谓是极好的例证。
　　从话语呈现的角度，《十七岁》以诗意的描述呈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鲜明的地方文化。这里有融融的亲情，小城醇厚的人伦关系，有独具特色的饮食和地方风俗(庙会、手工艺等)，还有在破碎时代中依然野趣浓郁的乡野和奔放热烈的庄稼和大地。
　　亲情书写本身就意味着情感母题的确认。小说中，除了伸张母亲在时代危局面前的大义外，凡是涉及细节处，皆可见作家温情脉脉地刻画。而作家的温情在对大姐的叙述上尤为突出，大姐是作家出生不久就离开人世的，这位备受整个家庭宠爱的姑娘，在十七岁的当口，因为爱的忧伤而导致精神抑郁，并最终香消玉损。有人曾说过，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但是，当大姐的情感世界开始萌动之际，小城的风气并没演化到开明的境地，更重要的是由家庭所选定的亲事不如其意，当两种诗情两种梦想只剩下自我单独的一个，当纯真的大姐找不到方法突破藩篱之际，她选择了自我的压抑以至于肉体的陨落。大姐虽然离世很早，但她的影子却总是生活在“我”的周围，从那唯一的照片，再到城外那孤苦的坟头，以及他人的讲述，使作家陷入“神圣的哀伤”的境地。总之，关于大姐的章节，很容易让读者沉浸到一种难言的伤感之中。
　　二 痛感的“自由”
　　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尔的这个论断众所皆知，尤其是在快速变幻的时代风潮挤压与覆盖下，人这根芦苇的“匍匐”与“易折”愈加显明。《十七岁》所涉及的岁月往事集中在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一时段。从短暂的胜利欢悦到国共两大力量在中原地区长达数年的拉锯争夺，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系列运动，时代的风云变幻所形成的负重，对于个体而言乃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此负重不仅考验着每个人的生存忍耐力，对个体的精神性存在也无疑是一种磨砺或碾压。《十七岁》并不讳言家族成员之“变”，作家解剖别人的同时也解剖自我，从而使小说具备了审视和反思的品格。
　　小说中的母亲是跨越新旧时代的人物，在她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诸多优点。作为一家之长，尤其是父亲缺位之后，以个体的巨大牺牲来换取家族尤其是孩子们的平安和顺利长大，但现代性发生的问题不可能萌发在她身上，这是由个体必须服从于家国的传统文化基本格局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更具体地说，她更像一块“历史的门板”。关于这个问题，鲁迅曾有个著名的判断，即“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对比这个判断，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母亲做到了前半段，而且非常突出，至于后半段，结果则恰恰相反，不仅没有“放手”及促进后辈自由选择，而是紧紧地箍住他们，如老鹰护子般将其笼罩在翅膀下的“阴影”里，从而成为改变孩子们自由选择的重要力量。对人本的认识高度，母亲的踪迹依然被限制在惯性轨道的滑行上，无法与鲁迅等第一代思想觉醒的启蒙者相提并论。所以，作者一方面在小说中以无上的敬意投向隐忍牺牲的母亲，书写她的爱意和温情，另一方面，也直面因母亲一方过多的渗入所导致的“我”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人生的“弯曲”。小说中，母亲对五兄妹的影响无处不在，大到人生道路的选择，小到生活细节的考虑，作家满怀着复杂的情感抒写母亲无处不在的气息，有温软的暖意，也有淡淡的苦涩在里面。
　　庞大的时代潮流，推举着单薄的个体之“变”。母亲也不例外，不仅有身份的转换，还有隐在的立身处世的变化。比如解放初期她主动解除了与田相公的雇佣关系，把自己的店铺从私营改成合营，在胡政委思想工作影响下，成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委员、劝储委员，还得到了纳税光荣模范的称号。在解放前后，母亲迅速由讲信义、友善互助的杂货店主向着政治进步的“新人”转换，虽然，有些时候，母亲也有过踌躇和怀疑，但顺从于时代大势则是必然的选择。在母亲的影响下，二姐和二姐夫先后去了率先解放的开封，而大哥则辗转武汉、鸡公山等地外出求学。更关键的地方在于，母亲直接介入了二哥和许小玉的情感生活，成为许小玉与胡政委、二哥与李春梅结合的双重推手，或许在母亲的理念里，她是绝对正确的，但埋下二哥与李春梅间悲剧的种子却是由她亲手所种。回到二哥的选择这个层面，他、许小玉、李春梅三者之间，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都做出了似乎正确的选择，而结果呢，则是三段“弯曲”的人生。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指出：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相比于姐姐和兄长，《十七岁》中的“我”可谓拥有更为自由的充分条件。小说不仅写到“我”少年时代的个性奔放，还写到，在十七岁这个青春成长的分界岭上，“我”是兄妹间唯一一个自由恋爱者。不过，极左的时代语境很快如利箭般穿透“我”的生活，谢敏之右派子女的身份，再加上两人在下乡劳动中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两人皆无法正常取得劳动鉴定，缺了劳动鉴定就意味着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从而丧失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机会。“我”得知结果后，并没有轻易顺从周遭环境的“压迫”，然而，母亲以她十几年来未有过的眼泪和伤心彻底“打败”了“我”，同时也规训了“我”的个性和锋芒。小说的结尾，“我”离开了母亲，也离开了恋人，背上行囊外出求学。
　　“我”和“二哥”的人生弯曲，是必然的么?是时代的限定还是母亲的制约?或者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成熟和“软弱”?作家在小说中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固定的答案，而是将这些发问隐入文本的内在结构之中，留待每一个读者的思考和开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说过：“只有在提到自由二字会怆然涕下时，人类的情况才会好转”。换句话说，那些以怆然的情感书写自由的人们，也许就是真正理解了自由的人。
　　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乡村的生态书写，鲁迅式的发掘与批判成为显明的脉络，愚昧与荒诞，衰败与凋零，毁坏的惨烈，人性的沉沦等等绝望而黑暗的色彩，在作家笔下比比皆是，无论是阎连科《受活》中的举众疯狂，或者贾平凹《古炉》中乡村文化的式微，以及张炜笔下的家园破败，皆是例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作家田中禾既没有选择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的路子，也没有轻易地侧身于颓败后的荒凉与绝望，而是选取了守护与批判同时并举的“中庸”路线，在我看来，他所守护的是乡土文化中的良性积淀，诸如亲情，人伦底线，人与大地的朴素关系等;所批判的，则是专制时代的积弊对个体现代性的侵蚀与毁坏，而最后的落脚点，终归于“大写的人”身上。